陈垣与中国佛教史研究现代转型.docVIP

陈垣与中国佛教史研究现代转型 　　摘要：“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的创立，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分析陈垣对山西云冈石窟寺的研究、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关于《四十二章经》译撰时代的讨论、清初宫廷与禅宗史的研究，是运用“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研究佛教史的典范，从而确立他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地位。 　　关键词：陈垣；中国佛教史研究；“新历史考证学”方法 　　在中国，宗教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20世纪初。中国宗教研究最初从宗教思想理论和宗教史两方面开展。当下，学术界对百年来的中国宗教研究进行总结① ，当然，包括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进行总结。陈垣被誉为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其研究领域包括元也里可温教、开封一赐乐业教、火袄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等，而学术界对陈垣宗教史研究的成就、贡献、影响等进行深入研究，成果累累。陈垣对佛教史研究的成果在他的宗教史研究中占的比重最大。据《陈垣全集》统计，除《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四部专著外，还有15篇著名论文。在其他著作中涉及佛教的论述，还有不少精辟的论断。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中，也有许多关于佛教的通信。最近有学者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现代转型的角度，探讨陈垣的学术地位和影响，提出许多真知灼见。② 本人受这些学者论文的启发，在这里谈谈陈垣在中国佛教史从传统的僧传、谱系研究走向现代研究的过程中的贡献，就教于同好。陈垣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现代转型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只谈一个问题，即他运用王国维创立的“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研究中国佛教史，并取得卓越成就。 　　一、对山西云冈石窟寺的研究 　　20世纪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由传统转向现代时期，王国维把中国传统的乾嘉考据学方法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结合起来，创立中国近代实证史学方法，有的学者称为“新历史考证学”方法，这种方法的出现，有两个关键，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二重证据法”的采用。这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③ 王国维的“新历史考证学”方法，强调打破中西之隔，“兼通世界之学术”；打破正统观念和门户之见，提倡“自由研究”，“以事实决事实”“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④ 陈垣的宗教史研究，是运用这种“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的典范。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新会陈援庵先生垣，往岁尝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宗教史。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⑤ 　　1940年7月，陈寅恪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说：“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先生先后考释摩尼佛教诸文，海内外学者咸已诵读而仰慕之矣。”⑥ 　　这里陈寅恪两处提到的陈垣摩尼教考，是指陈垣1923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的《摩尼教入中国考》一文。陈垣运用“新历史考证学”方法，解决了摩尼教流行中国历史的问题。刘铭恕在《书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后》中说： 　　摩尼教输入中国一事，在中国宗教史上，占有甚重要的地位。比年以来，因敦煌石室藏经之发现，学者取材有资，从事于此事之研究者，颇不乏人。如蒋伯斧、伯希和、王国维与陈援庵等，皆著者也。蒋伯二氏，虽有勾索，所得实少。王氏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见《观堂别集补遗后编》），虽有所得，而系统未备，皆非所取也。对此问题，能作系统之研究，具体之解决者，只有陈援庵先生一人。陈氏著《摩尼教入中国考》一文，折衷旧说，附益新知，体大思精，得未曾有。其有功于中国史学界，岂浅鲜哉？⑦ 　　校录京师图书馆及伦敦博物馆、法国图书馆所藏敦煌莫高窟摩尼教经残卷两种，作为附录与上文同时发表。 　　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与《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袄教入中国考》等，被学界称为“古教四考”，是“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研究古代宗教史的典范。陈寅恪在上引《佛教考》序中把陈垣的“佛教诸文”与考释摩尼教文同等对待，都是“完善之宗教史”的范例。 　　我们查《陈垣全集》，陈垣研究佛教史的论文有10多篇，每篇都是用“新历史考证学”方法，解决了佛教史的重大问题。《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发表于1919年的《东方杂志》，这是陈垣第一篇中国佛教史的论文。该文根据大量史料，证明“武州塞之石窟，始凿于昙曜”，开凿时间当在北魏文成帝拓拔?F兴安二年（453）⑧。1929年在《燕京学报》发表《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该文考证出“昙曜不独为石窟寺开山的创造者，亦为石窟寺译经的创始者”。分析了昙曜所译佛经存佚情况，并揭示刘孝标参与译经的秘密。⑨ 这些考释，对研究中国佛教史有重要意义。《陈垣全集》第七册“杂著”收入《云冈第七窟造象记识语》：右《观音势至文殊三菩萨造象记》，在云冈石窟寺第七窟高三丈余之东壁间，颜曰“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