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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四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 　　摘要：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区）为研究对象，在构建“四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变异系数法、HR评价模型，对2009、2013年长江经济带“四化”发展的协调度进行判别，并利用障碍度评价模型分析制约长江经济带“四化”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在考察期内的“四化”综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农业现代化水平表现为递减态势；“四化”发展的整体协调性不佳，呈现下降趋势和相对均衡的空间分异特征，[JP3]仅包括不协调、协调且无效2种低水平协调发展类型，且制约各省市“四化”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四化”协调；HR模型；障碍度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7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0-0278-05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强大助推器，“四化”之间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重大。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部署以来，“四化”协调发展日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或省（市、区）层面，早期只是集中于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单个评估或是两两之间关系的研究。近几年，学者们开始从研究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的协调关系逐步转向对“四化”协调发展问题展开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均以定量研究为主。黄祖辉等认为，一方面，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但城镇化的滞后性得到缓解；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且农业发展的滞后性不断加剧[1]。曾福生等采用SBM-HR-Regoprobit模型，对2000―2010年我国30个省份的“三化”协调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中国“三化”发展失衡，且地区之间及各地区内部发展均不协调，并指出现代农业是“三化”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2]。李裕瑞等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和相关分析法测度我国地级区域“四化”发展的协调度，并对问题区域进行识别[3]。徐维祥等利用2010年我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PLS通径模型和空间距离模型对我国“新四化”同步发展水平进行测评[4]。胡艳兴等采用ESDA、GWR、重心转移和热点分析等方法，构建“四化”协调发展模型，分析2001、2006、2011年全国343个地级单元“四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并对总体发展趋势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研究[5]。徐秋艳等采用CCR-HR模型测算我国西部地区的“四化”效率值及协调度，并构建面板Ologit模型从农业现代化视角分析“四化”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6]。潘竟虎等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ESDA），对2011年中国23大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及其效率进行评价分析发现，各城市群的城镇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相对滞后，且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异明显[7]。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高密度的经济走廊之一，其区位、资源、产业、人力资源等优势相当突出，是我国东中西部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和最具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因此，对长江经济带的“四化”发展协调度进行研究，对于推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国“四化”协调发展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针对长江经济带“四化”协调发展问题的实证研究相对匮乏。因此，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作为研究样本，在构建相对完善的“四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变异系数法、HR评价模型、障碍度评价模型对2009、2013年长江经济带“四化”发展的协调度及其主要障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研究结论，以期为各级政府制定区域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1.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范围界定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个省（市）。根据上中下游的地理划分和2015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可将长江经济带11省（市）按照上中下游进行区域分类，其中，上游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4省（市），中游地区包括江西、湖北、湖南3省，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4省（市）[8]。 　　基于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可得性、综合性、可比性、典型性等基本原则，借鉴李裕瑞等的研究成果[3，9-10]，并充分考虑长江经济带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现实状况，本研究构建了长江经济带“四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1）。其中，工业化评价指标由工业化率、工业就业率、工业劳动生产率、工业产值利润率共4项具体指标构成；城镇化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