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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行动自我评价 　　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将主体哲学上溯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种哲学将主体独断地设定为一个先天的、现成的东西，也就是说，与现实世界中的行动无关的东西。这样，主体就成了杜威所批判的“旁观者式的认识论”中的那个“旁观者”。我们试图从评价活动人手来避免这种状况，因为“评价活动就是指主体对于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关系的反映。”然而，评价活动所进行的这种反映常常遭到误解。这种误解最常见的表现是：把“主体对于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关系的反映”做成一个形式上的评价命题。比如，“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叶的非洲奴隶贸易是罪恶的”，这个命题看起来表达了一种评价，但是它与评价主体的行动无关。因此，与其说这个命题是评价，不如说它只是陈述。在这个意义上，评价主体仍然只是一个“旁观者”。要消除这种误解，必须把评价理解为行动，也就是说，“主体对于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关系的反映”首先是指一种行动，就像杜威关于评价命题所说的那样，“一个用以确定将采取的行动的规则……指向未来的，而不是指向已经完成或已经做过的事情。 　　 　　一、自我的形成与自我评价 　　 　　对于自我，黑格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平常我们使用这个‘我’字，最初漫不觉其重要，只有在哲学的反思里，才将‘我’当作一个考察的对象。”的确，尽管平常我们的思考总是从自我出发的，但是我们往往过多地沉浸在对象之中，而没有去反思这个思考的出发点。对于这个出发点，既然我们不认为它是像主体哲学设定的那样是一种先天的东西，那么我们必须要说明它是如何形成的。 　　自我的形成无疑与他者相关，因为只有在做出与他者的区分之后，自我才可能出现。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区分是如何做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皮科在《论人的尊严的演讲》中曾经做出过一个著名的判断，“我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这样，你就可以更容易地环顾四周(more readily look aboutthee)并看到那存在的一切。”可以说，皮科的这个判断是主体哲学的更早的追溯，它透露给我们的是：神对人的恩宠在于把人置于世界的中心，以便让人更好地去看；进一步地，人的这种看的主体地位是神所赋予的，因此是先天的。从一开始就是与他者不同的，也就是说有所区别的。这样，“看”(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认识活动)就做出了与他者的区分，确立了自我。 　　但是这个自我作为认识的主体，必然是思维抽象的结果，而不可能是本原的东西，一旦神的恩宠遭到质疑以后，它就立刻失去了根基。所以，当尼采在更深的意义上重申黑格尔的命题“上帝已经死了”时，我们知道，这意味着那个失去根基的主体的死亡。这个时候，对于本原状况的探问就变得紧迫了。对此，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中的考虑是：“有生命的地方就有行为、有活动。”这个判断表明杜威把本原的状态理解为行动。在杜威看来，“有机体决不徒然站着，一事不做，像米考伯(Micawber――狄更斯的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等着甚么事情发生。它并不墨守、弛懈、等候外界有甚么东西逼到它身上去。它按照自己的机体构造的繁简向着环境动作。结果，环境所产生的变化又反应到这个有机体和它的活动上去。”可以说，正是通过对环境施加行动并遭受随之而来的变化，自我才得以形成，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行动中而不是在“看”中，进行与他者的区分并确立自我的。 　　进一步地，在杜威那里，这种自我的形成并不是一次性的，因为有机体对环境采取的行动不是一次性的，作为结果，环境对有机体的反应也就不是一次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杜威说，“旧的自我被摆脱，而新的自我只在形成之中，它最后所获得的形式将依赖于不可预见的冒险结果(the unforesee-able result of an adventure)。”这就更为明确地强调了自我的行动特性，也就是说，自我必然是行动的自我，自我只有在行动中才有意义。假如停止行动，有机体就无法与他者进行区分，也就无法形成自我。所以，自我只在形成之中，而自我的形式则依赖于冒险的结果。在这里，冒险就是行动，确切地说，是冒着危险去行动，就如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中说的那样，“行动，但须冒着危险行动。”这个行动的自我也构成了对主体哲学的一个挑战，因为杜威这里所说的自我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当主体哲学由于其设定的主体无法行动而遭受指责之时，它的应对是给主体附加上做这事或做那事的行动能力。然而，这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因为这个主体仍然是一个被设定的现成的东西。海德格尔在谈到此在的时候，也表达了类似想法，他说，“此在并非是一种附加有能力做某事的现成的东西，而首先是可能之在。”显然，在这里，海德格尔也反对把本原的状态指认为现成的东西，不管这个现成的东西附加有怎样的行动的能力。而海德格尔说的“可能之在”恰恰正是杜威所说的“只在形成之中”的未完成状态，因为“可能性作为现成状态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