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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一种民主化序列分析范式 　　[摘　要]政治转型即政治体系的民主化，一般遵循威权政体的崩溃、民主政体的创设、民主政体的巩固三个序列阶段。韩国政治转型较为完整地遵循了这样一个民主化的序列范式。经由民主化转型而实现民主的韩国，其民主政体的巩固正处于由消极巩固向积极巩固的转进过程中。这期间既要求宪政结构的优化，更要求建构起对新的民主制度起支撑作用的政治文化。市民社会可以提供这样一种介于并融通个人与国家两个政治主体的中间阶层和文化支持。 　　[关键词]韩国；政治转型；民主化序列；宪政结构；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郭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博士，吉林　长春　130012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08-0058-03 　　 　　政治转型是一个涉及起点和结局的有关制度变迁的过程，即政治体制形态由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经由民主化转型而实现民主的韩国，其现行的民主政治只是一种“权宜性的制度妥协”(contingent institutional compromise)，确立并实现一种能够长效维持和保证政治精英的基本权益的制度化(宪政结构)安排是未来一段时期韩国必须克服的国是难题。 　　 　　一、威权政体的发生及其自由化 　　 　　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是介于极权政体(despotism regime)和民主政体之间的较温和的专政体制。当代威权政体分为军人官僚威权体制、动员式威权体制和后极权式威权体制三种类型，其中军人官僚威权体制最常见。奥唐奈运用“历史结构分析”(historical structural analysis)提出了官僚威权主义的“发生模式”。他认为，当传统官僚无力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瓶颈，而此时不满的社会阶级高度动员，当政府对社会容忍所要付出的成本提升到明显高于压制成本时，以“压制阶级，提升政府能力”为号召的官僚威权政体就会出现。朴正熙政府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发展经济的渴望以及对腐败低效的文人政权的不满是其政变主因。朴正熙上台后确立了权威统治的政治模式和“经济第一”的发展战略，国家资源被全部调动并集中于产值增长和出口扩张。在“理性、效率、安定”的诉求下，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在韩国应运而生。 　　自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后的30余年中，除崔圭夏的短暂统治(1979－1980)外，韩国一直由军人出身的总统掌权。军队成为不仅有效控制其内部体系，也对国家机构中非军事领域保有强大影响，甚至足以形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权力主体，军人干预习以为常。这是典型的军人官僚威权体制。韩国的军人官僚威权体制展示了一个“政治高压，经济成长”的新的发展模型，其逻辑是：威权政府的强力控制，能够牵制现代化所引起的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制造稳定的政治环境；政治稳定可以抑制工会任意抬高工资水平，以保持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吸引外资进入，故有利于经济成长。奥唐奈认为，这是由军人官僚威权体制的特征决定的：国家的社会基础是上层资产阶级，他们具有强烈的寡头和跨国性格；强有力的专家和经济官僚在制度上举足轻重；极力追求国际化的经济成长和吸引外资模式，不惜以高压维持秩序和扭曲资源分配；政治上具有极端的“排他性”，即剥夺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的基本公民权，经济上排斥大众部门；把政经议题“非政治化”，强调以中立、客观的“技术”和“理性”标准来处理问题，任何诉诸“阶级”或“正义”的要求都被视为不合理，有害秩序与经济规范化；关闭民主表达路径，只向军人或企业寡头开放。这种威权统治使韩国在推动经济成长和社会转型的同时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与政治的非均衡和不协调成为此后其政治危机乃至当前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 　　韩国威权统治自由化的声音可以追溯到1979年10月朴正熙的遇刺身亡。由于军队强硬派的干预以及威权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致使威权统治的自由化一度搁浅。1985年2月举行的第12届国会议员选举，使新韩民主党一跃成为最大的在野党。选举之后，威权统治集团就大选结果和执政党(民主正义党)的前途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这加速了党内顽固派与改革派的分裂。新韩民主党的崛起使朝野间由原有的强力与顺从转变为直接的对抗关系。 　　1986年9月朝野协议改宪陷入僵局，反对派举行的集会和游行演变为全斗焕上台以来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时间最久的一次政治斗争，史称“六月抗争”。这成为推动韩国从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直接导线。随着民主化运动的高涨。威权统治当局的压制成本开始超过其承载能力，美国的支持使改革派的地位逐渐稳固，采取主动作为的安全系数大增。1987年6月29日，执政党中改革派代表卢泰愚发表著名的“八点民主化宣言”，通过满足反对派的要求制止了民众运动。朝野势力的联合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