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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敬语与礼文化力驱动关系研究 　　[摘要] 韩国语敬语法以遵循儒家文化法则为前提，儒家文化法则又是通过一定的文法表现出来。游离于“权利”和“权力”之间的儒文化的法则是相对不变量，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多元文化表现形式是自变量，韩国语敬语法会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自变量和相对不变量是内隐和外显的关系。 　　[关键词] 韩国敬语；礼文化；力驱动 　　[中图分类号] H3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5）04-0049-04 　　韩国语敬语法的使用基本上是靠人们在语言环境中的“力”的关系调节。韩国学者李正福（2012）将话语环境中敬语法使用的制约因素归纳为“力”和“距离”。“力”主要是指参与者要因，包括阶层、年龄、地位、性、受惠者关系；“距离”主要是指亲疏关系，亲疏关系又分为物理距离（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肯定距离、否定距离、中立距离）。韩国学者刘宋英（1994）认为话者和听者的力量关系和纽带关系成反比。当力量关系作用大时，话者和听者的亲密度就会减弱。与此相反，亲密度增强，话者和听者的力量关系会减弱。关于“力”和“距离”的关系，韩国学者朴英顺（1995）也做了论述：“对于初次见面的两个人，对话双方之间的‘力’驱动占据主要地位。随着两个人的关系日渐密切，纽带关系又相对占统治地位，敬语法的使用也相对发生变化。但是，对话双方的身份如果是以下情况（上级一下级，教师一学生，前辈一后辈，叔叔一侄子等）时，下位者通常都要对上位者使用敬语，也就是说韩国语中的纽带关系和力关系几乎不起作用”。韩国语敬语词汇和这种“力”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互动关系中“力”的内涵是否发生变化？变化中有什么具体表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一、韩国敬语话语环境中的内在文化因素 　　话语环境中的参与者们是一个“力”合体。在话语环境中，参与者的“力”合体越大，越应该受到尊敬。对话环境中，当听话人的地位、年龄、阶层比说话人或话语主体的地位高的时候，听话人应该受到尊敬，即在相对敬语法中应该选择用尊阶，在主体敬语法中应选用压尊法。使用压尊法的心理机制有两个：为尊敬听话人用压尊法；出于语言使用的便利和获得经济性的战略采用压尊法。这主要是因为第三者敬语的运用和尊敬程度受对话参与者的地位及话者、听者与主体人物的亲疏关系的影响。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推测出压尊法的使用主要是话者和听者的共谋性在起作用。当听话人的地位比主体的地位高的时候，由于受听者地位的影响，要使用压尊法。例如，在家庭地位中，爷爷的年龄和地位比爸爸高，为了表达对爷爷的尊敬，爸爸作为话语主体不应享受敬语。同样，媳妇在婆婆面前提到自己的母亲时，作为话语主体的自己母亲也不应享受敬语。这是封建家礼制约下的语言表现形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大家庭逐渐被“核家庭”所取代，父亲在家族的地位逐渐提高，以前不合乎礼仪的语言表现也慢慢被适用。这主要取决于礼文化影响下，话语者的“力”驱动心理。社会礼文化的发展导致了人们使用敬语时“力”驱动心理的变化。这些在语言形式上都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比如家庭范畴和社会范畴的压尊法表现形式就存在很大差异。家庭范畴中，受家族制度的长幼有序、男尊女卑、家长制等封建思想和封建家礼的规约，话语环境中的敬语法表现通常与“年龄、性别、辈分”关系密切。社会范畴中，受社会宗法制度影响，话语环境中的敬语法表现通常与“等级、地位、身份”关系密切。 　　与此同时，在儒家文化传承过程中，封建家礼的长幼有序，家长制的文化思想被继承和发展。以年龄和地位为基础的家族是以成员的“情”结合为特征的，关系相对安定和自然，敬语法使用的语言表现形式尊卑等级不明显。但是，在以阶级地位为基础的社会集团中，受儒家礼文化宗法制度的制约，成员的等级不可越雷池一步，通常更注重敬语法的尊卑等级语言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说话人在与家庭成员对话时，其敬语法表现形式更反映出他们的稳定关系和情绪化态度。社会成员的敬语法使用也更能反映出一种利害，但又灵活机动的社会关系。 　　二、韩国敬语与礼文化的“力”驱动关系 　　韩国语敬语最早起源于人们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古代氏族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落后，人们将人所不能为的“力”寄托于“天”，相信“天”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人们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存在于先民的意识当中，被视为是一种“神力”。这种力量看不到，摸不着，但又很神圣，高高在上。据《三国史记》记载，早在新罗初已有巫，称第二代王南解为次次雄，而次次雄就指巫。韩国著名学者崔南善认为，韩国古代原始社会，“巫堂”（巫师）是存在的，这个“巫堂”就是“祭祀长官”，也就是“檀君”。对于这种“超自然力”的维护是靠举行祭祀仪礼来实现的，而祭祀对象主要包括天灵、五岳、名山、大川、龙神等。这种对“超自然力”的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