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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人才思想与当代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摘要：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以其独特的人性观――自为心，提出一整套包含道、法、术、势在内的治国方略，其中术论中有关丰富的何为人才、如何选才、如何用才以及如何考核人才的思想。其中诸多论述是非常契合当下的人力资源开发的。通过对韩非子人才思想的探究，结合我国当前实际建立以“贤”和“能”为基本标准的人才观，建立科学的选才方法，健全多样化的用人方法以及构建合理的考核制度，从而促进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进行。 　　关键词：韩非子；人才思想；人力资源开发 　　韩非子是先秦“百家争鸣”中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其人性观――自为心的基础上写出了包含法、术、势、道的《韩非子》一书。他所处的是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文化繁盛时期，同时也是一个也是各国征战不休的时期，在跟随孟子学习及其对当时社会现实深刻的观察后，其深刻的感悟到“善用人者天下治”的道理。为此，他明确指出：“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八说》），强调重视人才以及如何用人，这是涉及到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问题。而如果领导者不重视人才和没有正确的用人方法，那么，任何事情都不能取得长久的成功。事实告诉人们，在实际工作中，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者只有尊重人才，并且合理安排其工作岗位，才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发挥出人才实际效用。韩非子的人才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对当代人力资源开发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韩非子的人性论―人才思想的基础 　　生活在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广泛吸取各学派有关人性的观点，其中包含有法家慎子、商鞅，也有道家老庄以及管子的人性观。更重要的是受到其老师荀子的影响，但是超越了荀子有关人性“恶”说。他提出自己的人性观的“自为心”，这一观点是超越善恶的，在我国传统人性论中独树一帜。通过对现实诸如君臣、君民、各种行业从业人员与顾客的关系以及夫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等各种人际关系的观察思考，在他的（《储说左上》）一篇中论述：“人皆挟自为心”，人们都是一切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这种“自为心”还表现为好利恶害以及喜利畏罪，（《难二》）“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难三》）“人情皆喜恶贵贱”这都是在讲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但这种自利行为并不是恶的。（《解老》）：“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人作为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中的动物，没有衣食的保障是无法存活的，这迫使人们必须要有自为心。总之，这种自为心没有善恶之分，这是一种自然的本性，必须要尊重，不能违背，正如在他在（《八经》）论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因为治理国家，最终还是对人的管理上。 　　二、韩非子的人才思想内容 　　（一）人才的标准 　　在韩非子的眼中，当时的社会情况是，“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在（《显学》）中也指出“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因此，所谓人才，必须是“贤能之士”、“贤智之士”。韩非语境中的“贤”是对人的品德要求。那贤的标准又有哪些？韩非子的答案是“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忠孝》）其“贤”内涵：真正的贤德的臣子应该具有下列品质，他要能够彰明法度而且忠于自己的职守，同时他还要拥护爱戴自己的君主。“能”，就是“能力”、“才能”。对于选用能人为官，韩非子做了很多精辟的论述：“明主者，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术者，因任者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赏于功”，“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韩非子在这些论述中要表达的核心思想非常的清晰，就是君主在治国理政的时候要根据臣子们的办事能力而安排其官职，有实干会干的人方能做官；贤明的君主设立官爵，就是提拔能干的人；任用一个人做官，是因为他能够胜任这个职位的职责要求，所以说能力和官职相匹配，担任重要位置的臣子的要有相应的能力；君主的根本的利益，就是根据能力而任用官职；法律的特征就是，有能力而任用官职。韩非子主张：“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职，则放官收。”担任某一个官职的臣属，如果他的智力达不到其承担官职的要求，就要罢免他。 　　（二）人才的选拔 　　依据社会实际需求，确定所需人才的标准，就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来选拔人才。韩非子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选拔方法。第一，依法择人。“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雠法则可也。”也就是说聪明的君主选择人才的时候是依据法度，不是按照自己的喜恶等主观意愿来选拔；在衡量一个人的功劳大小的时候，不依靠自己的感觉来估量。这样做才能够使有才能的人不会被遗忘，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