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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外来文化维度探析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通行解释有重大遮蔽。即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外国优秀文化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相结合的维度。这既违反“洋为中用”的方针，又不符合“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古为今用”又要“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体”与目的。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用”与手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过程，通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建构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外来文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134-06 　　目前关于马克恩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仔细研究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个重大瑕疵，这就是在强调马克恩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往往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改造，强调“古为今用”，而漠视了文化全球化的视野，忽视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批判吸收，也就是忽视了“洋为中用”。从而造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内容上的偏差。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释中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缺场，致使学术界许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大打折扣，最终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行解释中的重大遮蔽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民族形式，从而更好地为中国人所接受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释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机制的一种理解。或者说，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中可以窥探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机制的理解。 　　鉴于近代外来的思想文化进入中国都发生过“中国化”现象，所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先从理解“中国化”这一更大且更早提出的概念人手。从广义看，自魏源提出“睁眼看世界”伊始。近代中国接连发生了三次大的“中国化”运动。第一次是西方物质文明的中国化，以洋务运动为典型；第二次是西方制度文明的中国化，以戊戍变法、辛亥革命等为典型；第三次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中国化，以新文化运动为典型。但从严格意义看。这三次广义的“中国化”运动更多的是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地接受，整体上还没有使之“中国化”的自觉意识，尽管此时已有人早早地使用了“中国化”的字眼。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中提到要使教会学校“更加中国化”；舒新城1924年在《论道尔顿制精神答余家菊》一文中提到“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庄泽宣1927年在其著作《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中提及“要把新教育中国化”；孙本文在1931年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上发表《巾同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中提及“中国化的社会学”圆。但整体的“中国化”自觉意识和“中国化”思潮的真正形成，与被称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新启蒙运动和抗日救亡紧密相关。新启蒙运动是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发起的以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为鲜明特色的思想文化运动，旨在促成中华民族的新觉醒。面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占领区大搞“去中国化”而推行“日本化”的局面，在民族精英的带领下。大力提倡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和中国文化等，以激发国人的信心和高筑“精神国防”。加上当时国共两党对“中国化”都有着特殊的需求：国民党以中华文化正统继承者自居，希望用儒家学说为主的“民族性”这面旗帜，去抵制和消灭共产主义；而共产党需要借助“民族形式”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936年，陈唯实率先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中提出“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1937年，在《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中，艾思奇提出：“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同年，胡绳在《唯物辩证法入门》的前记中论述了哲学“中国化”的意义。毛泽东在1938年《论新阶段》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从词性看，“中国化”是个动态名词，“化”是该阋的动词性后缀，《现代汉语词典》对“化”的解释是“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据此类推，“中国化”就是“转变成中国的性质和状态”的意思。在当年的“中国化”思潮中，就有学者对“中国化”的含义做了深刻的阐释：“中国化”反对把学术、思想、理论当作千篇一律的教条，而是应该灵活的应用，即“‘中国化’是要辩证地估计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民族成份、宗教派别的种种特点关系。‘中国化’是要正确地利用别国的经验。并不是机械地把别国现成的形式和方法，由一种条件搬到别一种条件里去，由一个国家搬到别一个国家里去”。此处的前一句是讲要辩证地对待中国文化自身的具体实际。这是“中国化”的中国文化维度，因为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