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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廉政法制建设启示与借鉴 　　[摘 要]无论从全国还是从全球来说，我国香港地区廉政法制建设的成就都格外引人瞩目。新形势下，我们应合理借鉴其成功经验，推动我国廉政法制建设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 　　[关键词]香港 廉政 法制 启示与借鉴 　　作者简介：刘正祥（1972-），男，汉族，安徽肥东人，法学硕士，中共汕头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 　　 　　贪污腐败是人类社会之毒瘤，廉政法制建设倍受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香港地区在这方面成绩斐然。在此，我们就其成功经验作一剖析，无疑会对我国日渐深入的反腐倡廉工作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历史与现实：香港廉政法制建设的生成路径 　　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期的长达百年的时间里，香港政坛贪腐成风，近乎成了贪污腐败的大染缸。当时境况，正如一个名叫韩德的警司在其因贪而领刑时所言：“贪污成为香港警察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8] 香港腐败廉政公署社会关系处东港前副总廉政主任严厚蕴女士也曾形象地说过：“当时贪污好似一辆行使中的公共汽车，追不上，拦不住，上车才行。”[9]然而，最近的调查结果却显示，香港的廉政程度位居亚洲第二。[10]另据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 onal）每年公布的国际清廉指数（CPI）排名，2007年度在被统计的180个国家和地区之中，香港名列第14位。[11]历史与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这与20世纪晚近香港轰轰烈烈开展的廉政法制建设是密不可分的。 　　（一）铸廉政法制之利剑：设立权威的反腐机构 　　20世纪60～70年代的香港，腐败如蝇逐臭、无孔不入，最终引发了1966年和1967年的两次群众性大骚乱，尤其是1973年震惊香港的总警司葛柏贪污巨款案的发生，直接促使港英政府认识到腐败已严重威胁到了它的统治地位，誓下决心从严治吏、肃贪倡廉，强力推动廉政法制建设。1974年2月13日，香港立法局通过《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即《廉政公署条例》），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 on Against Corruption），简称廉政公署（ICAC）或廉署。廉署完全独立，直属于行政长官，却不从属于政府，成员待遇比照政府官员，不受政府其他部门的牵制与干扰，可以不受干扰、无后顾之忧地独立办案。廉署下设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三个部门，分别执行查、防、教任务，惩防并举，综合治理。执行处的目标是“让人不敢贪”，其职责是接到投诉便即着手调查腐败行为；防止贪污处的目标是“让人不能贪”，其职责是负责审查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的规章制度和运行过程，寻找可能导致贪污的隐患，及时提出防止贪污的意见；社区关系处的目标是“让人不想贪”，其职责是联络执行处和防止贪污处，商讨如何在机构内制定防贪计划。假如我们以人的双手来比喻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的话，执行处就好比是打击贪污的拳头，而其他两个处则是捂住贪污的两只手掌。由于廉署设立的三大部门犹如三把利剑直指腐败，惩防并举，标本兼治，故其成效卓著。廉署成立后，迅速彻查葛柏一案，并顺利将其投入监牢。破冰之后，廉署随即全面整肃公务员队伍，将一个又一个贪官绳之以法。同时，廉署始终坚持反贪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于1985年惩处了一名政府建筑发展处处长，1990年惩处了一律政署副刑事检控专员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主席，1995年惩处了建筑署总建筑师及政府首席测量师等。反贪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大大增强了市民对政府的信心，也确立了廉署在反腐工作中无可替代的地位。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对反贪工作未有丝毫懈怠。为保持廉署更加高效的运作，回归后廉署内部进行了改组，其中尤以打击贪污犯罪执行部门的执行处变动最大，增加了电脑资料鉴证、财务调查、证人保护组等新部门，设立了专门负责重点打击热门贪污问题的专案组。四个调查科中的第三调查科主要负责搜集和研究情报，联络海外执法机构。调查科各科均由一助理处长负责。经过改组，执行处的力量增强，功能增加，更加适应了形势和现实发展的需要。因此回归以来，香港廉署打击贪污的效率、力度丝毫未减。1998年3月破获了有史以来最大造马大案，之后又破获了香港足球运动员在世界杯外围赛中踢假球案，1994年破获了有史以来最大宗涉及人民入境事务处高官贬卖护照集团案、房屋委员会居屋短桩案、警察向传媒贬卖案件资料案等等。反贪独立机构的设立，充分保证了廉署在惩腐肃贪方面的绝对权威。再配之以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的联动机制，使得廉署始终保持高效率运行，并能将廉洁社会的理念深植民心。以致香港社会流传这样一句话，“香港胜在有ICAC”。卸任的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