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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思想变迁解析 　　摘要：马克?吐温的早期作品颠覆了宗教伦理道德，并构建起人文主义伦理道德，体现着一种理性主义乐观，他的晚期作品体现着人文主义道德伦理的解构所造成的悲观的精神流浪。 　　关键词：马克?吐温；宗教伦理道德；人文主义伦理道德 　　中图分类号：I109.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31-0219-02 　　 　　马克?吐温生于1835年的美国西部，当时美国西部依然闭塞，加尔文教盛行，孩子们被教导根据最严格的信仰仪式敬畏上帝和主日学校，“这是西部最值得尊重的特点。”[1]加尔文教以上帝为中心，以信仰为基础，形成原罪论、预定论和终末论，以此为基础形成的道德伦理观念把人的生死完全委付给神，使个体有限卑微、沦为上帝的仆从，导致一种罪恶感和自我压抑。15岁左右，马克?吐温接触到理性主义的影响，20岁时阅读了托马斯?潘恩的《理性时代》，1856接受了一种类似进化论的思想[2]，形成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道德伦理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由人而神的关系，上帝不再是超验的异己的力量，善恶问题也融入了人的精神生命之中，重视人的直觉和灵感，假设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鼓励个人主义和自立，坚持自由探求真理的原则，美化良知和意愿。总体而言，人文主义认为利用理性，人类文明会沿着人文和理性之路不断前进，蕴涵着一种肯定了人的尊严的乐观主义。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马克?吐温早期的一些作品以人神关系为中心，以夸张幽默的言说方式，通过对来世安慰与现世关怀、道德说教与真实经历、信教与不信教，善与恶等一系列关系的对比展示，体现了对宗教道德伦理观念的颠覆。《好孩子的故事》和《坏孩子的故事》戏仿当时主日学校课本的写作模式，讥讽了宗教道德观念。好孩子雅各布?布利文斯时时处处遵循宗教教诲，谨小慎微，结果并没有得到善报；坏孩子偷苹果，他嫁祸于人却并没有受到神的惩罚，安息日去划船并没有被淹死，他杀人，欺骗、“是坏的无以复加的流氓”，却很受大家敬重，而且当上了州议员。好孩子和坏孩子两者之间尖锐的对比形成巨大的艺术张力，揭示了宗教说教压抑本能和虚伪欺骗的本质。同一时期的《爱德华?密尔士和乔治?本顿的故事》继承了同样的主题，“纯洁、诚实、镇定、勤劳、体谅人”的爱德华?密尔士一生清贫，被“欺骗、酗酒、赌博”享尽人间乐事的乔治?本顿谋杀，爱德华得到一座纪念他的金碧辉煌的教堂，家人却“处境艰难”，在颠覆传统道德观念的同时，小说中对来世荣耀与现实困窘作了明显对比，彰显了作者肯定现世物质欲求的人文主义道德伦理观。 　　《卡拉维拉斯县著名跳娃》和《苦行记》是马克?吐温的成名作，记述了作者艰苦但充满希望的西部生活经历和多姿多彩的见闻，作者以夸张幽默的笔触肯定了人类普遍的物质欲求。《镀金时代》既揭露了西部开发过程中投机、贿赂、营私舞弊的黑幕，同时，小说最后只赋予真诚踏实的飞利浦与露丝圆满爱情，富足经济，而塞勒斯上校、劳拉和亨利都是“机关算尽一场空”的结局。这种物质追求的不同道德前提造成不同的结果，清晰地表明马克?吐温对正义、公平的人文主义道德伦理观的崇尚。 　　《汤姆?索亚历险记》主要描述了一个顽童反抗主日学校的逃学行为。汤姆?索亚对宗教充满反抗情绪，他逃避上教堂，换取读书券只是为了得到一本圣经，“露把脸”，参加少年节制会，只是为了出出风头，当被困山洞时他不祈祷上帝的帮助，而是依靠经验和智慧寻找出口。总体而言，汤姆?索亚是一个追求个人权利、充满物质欲求的人文主义者。《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哈克沿密西西比河流浪，在此过程中，他根据自己的内在理性，审视黑奴制度、世仇残杀、欺骗自私，最终帮助吉姆获得人身自由，也实现了自身的精神自由。《王子与贫儿》和《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两部小说以角色互换和时空倒置的艺术手法，将现代共和制度与中世纪君王制度，现代文明与封建教会，理性科学与宗教迷信进行对比，以强大的艺术张力批判宗教道德并凸现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 　　总体而言，在创作早期，马克?吐温的作品以幽默的言说方式，从多个角度颠覆宗教伦理道德并表达人文主义伦理道德追求，“最后一点的封建残余也消失了”[3]846。在针砭时弊的同时，坚持对人性向善、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主义信仰，表达对爱的诉求、物质需求和其他人生欲求的肯定，沉浸在一种乐观情绪中。 　　19世纪后期，美国文化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化。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竞争理论给基督教思想和理性主义带来同样的破坏，传统价值观念突然发生转变。“适者生存”的理论强调只有强力和掠夺才能求得生存，使建立在谦虚和公平概念基础上的传统观念失去了作用和意义，使迄今为止“所有梦想中的神灵都变成侏儒”，使人类“在无垠的空间中变得如针尖渺小”。不仅人类高贵性遭到解构，社会良知，对文明的关心，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