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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及其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启示 　　摘要：马克思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科学地界定了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提出了国家和社会最终统一的发展方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对中国国家治理具有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展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马克思；国家-社会；良性互动；制度保障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9-0018-04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表明我们党执政治国理念的提升创新和方式的转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就是在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之间构建良性的和谐互动关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使国家治理体系能够有效适应现代性公共问题的治理要求。马克思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国家与社会关系，找寻国家与社会互动逻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一、马克思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首要阐明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寻找唯物史观这块基石“就是从研究国家社会关系开始的”。[1]早在马克思之前，西方就有了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理论传统，并由此出现了两种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一是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们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研究框架。该范式以理想化的自然状态为理论出发点，将社会看作是依凭人的天赋权利组织起来并先于或外于国家的共同体，国家仅是社会为实现自然状态所隐含的自由和平等价值的一个“理性产物”。从而在逻辑上确立了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理论范式。运用该范式来论证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边界，就为西方社会制约和控制国家政治权力提供了学理基础，进而为建构“有限政府”和“有限国家”提供了政治框架和理论范型。二是黑格尔的“国家高于或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黑格尔在承认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离的前提下，将市民社会研究的重心转向了经济活动，从而“摆脱了自由主义理论家通过虚构的自然状态来建构国家和社会关系框架的理论模式”。[2]在黑格尔眼中，市民社会虽是独立存在的，但它是一个“个人私欲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3]309只有外在的最高的公共机构――国家，这个“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才能解决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冲突。因而，在黑格尔的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三位一体的逻辑学中，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普遍利益的代表者和社会的管理者，它具有绝对的权威和神圣性，国家决定社会，个人和社会只是国家的工具和附庸。因而，“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作是地上的神。”[3]285 　　马克思通过清理传统社会契约论和批判性改造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学说，并在此基础上，从“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研究方法中阐明了“社会决定国家”的原则，找到了开启唯物史观的钥匙，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范式，从而为人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国家来源于社会，社会决定国家。国家与社会何为第一性？究竟谁决定谁？这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系统批判中，马克思发现，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思想，虽是欧洲近代社会现实的反映，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并没有科学揭示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因而它所构建的也不是指向未来的理想化的“国家―社会”模式。究其原因是未能阐明科学国家的本质和来源。国家并不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及其普遍利益的代表，因而，不能把理性国家作为现实国家的批判尺度。理性国家本身必须被批判。于是，在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与扬弃中，马克思立足于现实历史建立了自己的“新社会观”，进而确立了“社会决定国家”的原则。“国家是从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因而，“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4]252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恩格斯更是从人类学的视域阐明了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5]170国家表面上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但“绝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6]247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生存和发展过程的结果，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原动力，而政治国家则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形式，是一定历史阶段整个市民社会获得的集中表现形式。 　　2国家与社会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