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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斗争哲学到与谐哲学―构建与谐社会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其理论以及现实必然性。在将“和谐”、“斗争”思想的哲学涵盖明确后，结合我国现实，阐述由“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转变的必要性以及现实方法。 　　关键词:和谐；斗争；和谐社会 　　锦涛主席在2006年10月11日讲话《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中谈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个重大判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关于“和谐”思想和“斗争”思想，在哲学理论层面以及现实层面上具有自身的意义和解释，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决定性意义。 　　 　　一、“和谐”思想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内涵 　　 　　“和谐”的涵义是协调、温和、和缓、谦和、讲和、媾和、和平、和气，和衷共济，互助合作等。 　　古人说：“天时、地利、人和”是事业成败的必要条件。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说明“人和”是事业成败诸条件中最重要的关键因素。 　　《论语?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礼记?乐记》中说：“其声和以柔。”这些都说明在社会关系与事物中和谐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的许多大政治家都懂得“和谐”与“人和”的重要，在制定战略与策略时加以考虑和运用，有的取得实效与胜利。 　　另一方面,中国帝王的封建专制,也是世界上最残酷最无人性的制度之一。例如，为争夺皇权，频繁战争,杀人无数，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宫廷政变频繁，父子相残，兄弟相煎，家族火拼的事件屡见不鲜；为巩固皇权，杀害功臣、满门抄斩，株灭九族，也是常见的；最残酷的各类刑法，如千刀万刮、活埋、烹等等。这种野蛮的政治与人民优秀文化传统形成强烈的反差；也极大地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 　　 　　二、“斗争”思想的局限性与无限扩大化的危险性 　　 　　与“和谐”相对立的观念是冲突、对抗、斗争、战争。当然，在特定时期，人民反抗侵略与压迫的斗争是必要的，即所谓“斗争”哲学。没有斗争就没有人民的胜利。但是，如果不分时间、地点与条件，把“斗争”绝对化，扩大化，时时、处处滥用，制造内部矛盾，就会出现社会长期混乱，甚至长期内战。“物极必反”，回顾国内外的实例很多。例如，在“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扩大化和“防修反修”的错误观点指导下，“反右运动”打击了50万知识分子，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10%。这是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严重打击。“文革”十年动乱，群众组织间的争夺战，“乱批乱斗”无辜人士，一些地方发生武斗，打死许多无辜百姓；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破坏了教育，贻误了几代人；并使国民经济下滑到崩溃的边沿。 　　 　　三、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历史必然性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中共政权的建立，社会主要矛盾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会阶级结构、中心工作、主要任务等等都发生了重大调整，正如在革命战争年代需要有“斗争哲学”来指导革命与斗争实践一样，在中共已经掌权执政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就需要有一种新的理念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伟大实践。这种理念就是我们从改革开放年代起逐步有所意识，到今天才进一步明确的“和谐哲学”理念。 　　从“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其现实合理性和重要意义。首先，从理论上看，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已经被消灭以及他们的反动统治已经被推翻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权和人民已成为国家主人的社会里，若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就只有“革”自己人的命了。所以，这种“继续革命”的观点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执政党应该着重讲“建设”、“发展”、“稳定”、“和谐”，否则就会自乱阵脚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其次，从实践上看，建国初期的几年，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是比较正常的，遗憾的是，八大前后提出的一些正确思想和方针政策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相反，却出现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直至1966年爆发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那种在战争年代习以为常的你争我斗的方式被广泛地运用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致使经济停滞，民主法制名存实亡，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综合国力逐渐虚弱，人民生活相当困难。这种局面不是一个力图长期执政的政党能够忽略和漠视的。因此，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和谐哲学”理念，就其本质而言，可以说是对“斗争哲学”的扬弃。凡事以“稳定”为出发点，以“和为贵”，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应该逐步树立和强化这种理念，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四、构建和谐社会 　　 　　建和谐社会，是我们的永恒的目标。从近期看，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推动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