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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薪酬企业避税与过度投资关系研究 　　摘 要：本文研究了避税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且考察了高管薪酬对避税与过度投资的关系影响。企业的避税行为往往会加大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而高管薪酬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降低信息不对称。本文采用2007-201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发现：企业避税行为会加大过度投资；高管薪酬的提高有助于缓解避税带来的过度投资。 　　关键词：薪酬；避税；过度投资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呈下行趋势，投资效率越来越受到关注。现有大量研究发现，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是影响投资效率的主要因素。因为经理人所拥有的信息比股东来得灵通，出于自利动机，会进行有悖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投资行为。由于高管掌握着公司的资源，为了获取私利，更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避税会加剧这种冲突，带来更加严重的过度投资。 　　本文从避税的代理观出发，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公司税负的高低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并且引入了高管薪酬作为治理机制，检验高管薪酬对避税与过度投资间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代理成本的角度分析企业的避税寻租行为，成为目前研究企业避税行为的主流（Hanlon and Heitzman，2010）。Chen and Chu（2005）和Crocker and Slemrod（2005）建立起了委托代理理论下公司避税的研究框架。Kim et al.（2011）指出，避税活动背后隐藏的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股价暴跌的风险；陈冬等（2013）发现，复杂且不透明的避税行为，掩盖了管理层寻租行为，给企业带来不良的后果；刘行等（2013）从避税代理观的角度出发，认为避税活动是通过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来影响投资效率。 　　高管避税会加剧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造成投资过度：第一，高管避税时，为了逃避税务当局的监管，往往采取的是隐蔽的方式，造成了公司信息透明度下降，外部投资者难以对企业进行区分，从融资角度上讲，会使劣质企业获得融资，从而有充足的现金投资，造成过度投资；第二，因为高管进行避税时治理层难以发觉，从代理角度来讲，管理层会有基于自利的行为，有些管理层为了追求更高的地位权力及声誉，会有盲目扩大企业规模，构建“企业帝国”的动机，此时就有可能选择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进行投资，造成过度投资。基于此，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避税程度与过度投资正相关。 　　由上文分析可知，高管避税可能会带来过度投资，而避税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避税行为并不直接带来过度投资，它们的正相关关系并不在于避税活动本身，而在于由避税活动所引起的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当高管拥有高薪酬时，其基于机会主义的避税行为会有所减弱，由此引发的自利行为也会所有减弱，因而，在投资过程中，高管寻求额外的风险补偿的动机也会有所减弱，过度投资的倾向也渐渐趋于理性，因此避税寻租与过度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会有所减弱。基于此，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高管薪酬的提高能够弱化避税行为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影响。 　　三、实证设计 　　（一）实证模型 　　（二）变量定义 　　1.因变量：过度投资。本文借鉴Richardson（2006）模型估计公司过度投资程度。残差ε为非效率投资。当ε0时，表示过度投资。 　　2.自变量： 　　（1）避税行为。本文借鉴刘行、叶康涛（2013）的做法，以会计-税收差异（BTD）和扣除应计利润后的会计-税收差异（DDBTD）作为避税程度的衡量指标。其中BTD=当期会计利润-（所得税费用-递延税）/名义税率。 　　（2）高管薪酬。为了符合本文的研究意图，本文对高管薪酬重新进行了限定。这里的高管薪酬指的是不包括隐性薪酬在显性货币薪酬。本文采取两种衡量方式：一是高管薪酬最高的前三名之和（PAY）；二是借鉴辛清泉（2007）的做法，采用的非预期高管薪酬（UEPAY）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替代变量。 　　3.控制变量。自由现金流是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我们对其进行了控制。自由现金流CF=经营活动现金净额/总资产-预期投资。我们还控制了相关的公司治理变量：独董比例IND=独董人数/董事人数；董事会规模（BSIZE）=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总经理和董事长是否两职合一（DUAL），是取1，否则取0；机构持股比例（INST）；产权性质（SOE）。 　　（三）样本筛选 　　本文选取了2007-2014年期间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剔除比较特殊的银行、保险、证券等公司、ST公司及其他缺少数据的公司，最终得到3453个样本。为消除极端观测值的影响，对所有样本进行1%的缩尾处理。本文数据来自CSMAR和iFinD数据库，本文主要通过Stata13.0进行分析。 　　四、实证结果 　　（一）多元回归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