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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鸟图像组合释读与内涵探究 　　摘 要：鱼图像和鸟图像都是中国的传统图像之一，由于其拥有独特的自然属性，被人们认为是天地的象征。这两种图像除了单独运用到各种器物上，鱼鸟图像的组合也成为独特的“风景”。鱼鸟图像组合的不同形式，出现在不同器物上，所表达的含义也不同。本 文以鱼鸟图像组合变化为依据，来探究鱼鸟图像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鱼鸟图像；题材；变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G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5-0181-02 　　鱼鸟结合的图像是汉代艺术形象中常见的图像之一。两汉时期画像石、画像砖中大量出现了鱼鸟结合的典型性图案纹样。如何解读这种典型的图案纹样的象征意义和其蕴藏的文化内涵，我们还要向更早的文明记忆中去追溯。 　　鱼鸟纹不仅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也出现在后期的金银器、陶瓷器、壁画等艺术品的装饰图案中。可以说鱼鸟组合图像是空间和时间跨度较大的一个代表性图像。 　　通过现今出土的考古资料，图像的解读成为考古资料收集和整理中的重要环节，在图像解读方面比较全面的有张朋川的《中国彩陶图谱》一书和雷圭元的《中国图案作法初探》，这两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解读图像时尽量返璞归真，更加贴合图像所表达出来的原始含义。 　　因此鱼鸟图像虽然是汉代比较突出的常见图像之一，但是要探究其组合的文化内涵，除了结合汉代出土的一些考古资料作为依据外，更要结合鱼鸟图的原型去研究，这样才能推断出汉代鱼鸟图像的继承和发展性。 　　一、鱼鸟组合图像的释读 　　查阅相关资料和图录，鱼和鸟组合的图像大致分为两种类比，一种是鸟啄鱼的图像，另外一种是鱼鸟独立在一个画面的图像。 　　关于鸟啄鱼的图像，最为人所知的是1978年在河南省汝州市阎村所出土的彩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器形为敞口、圆唇、深腹，器高47公分、口径32.7公分、底径19.5公分。器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绘有《鹳鱼石斧图》，画面约占整个器物的1/3，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彩陶图画面积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新石器陶器艺术品。经14C测定，其绝对年代距今约5000年[1]。整幅图像分为两部分，左侧描绘的是一只圆眸、长喙、两腿直撑地面的鹳鸟，此鸟身躯微微向后倾斜，显得十分健美，嘴里叼着一只大鱼，似乎正在享受着这顿鲜美的午餐，右侧绘有一把竖立的有柄石斧，石斧的孔眼、木柄下部的编织物以及柄身上面的符号，都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195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的两件仰韶文化早期的彩绘陶壶，壶腹部都绘有“水鸟衔鱼图”，（如图一）其中一件陶壶上面描绘着一只水鸟正凶狠的啄着鱼，被啄着的鱼呈摆动状，描画十分生动形象。 　　在四川地区代表古蜀文化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过跟鱼鸟组合有关的器物。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金杖，“杖用纯金皮包卷而成，出土时已压扁变形。杖的上端有46厘米长的一段平雕纹饰图案。图案分三组，最下一组为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人头戴冠，耳垂饰三角形耳坠，人头前后上下各有两周线纹，人头间用勾云形纹饰相隔。上面的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出土时，金皮内侧存炭化木痕。在距杖头端约20厘米处，出土一穿孔的铜龙头饰件，由此推测此杖可能原为一柄金皮木芯铜龙头杖。长142、直径2.3厘米”[2]。 　　仔细观察图案，前端两只相对的鸟做展翅飞翔状，昂首竖尾；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的穗形叶柄为箭，即箭射入鸟的背部和鱼的头部。 　　到了汉代，很多的汉画像中也有表现鱼鸟组合关系的。较为有名的有四川长宁“七个洞”东汉纪年画像崖墓中的六号墓和七号墓。其中六号墓门框的外门框上方为两个圆形的瓜果，呈对称状。中层门框上方分别为一鸟啄一鱼，且呈对称状，鸟啄鱼的分布状态与仰韶文化早期的图“水鸟衔鱼图”类似，大致呈现平铺状。左右侧框分别为拖着日月的伏羲女娲。（如图二）七号墓的门框图像为外门框上方正中两个圆形瓜果中间排着鸟啄鱼的图像，鸟啄鱼的形式与六号墓相似。中层门框正中为变形的“胜”纹，并且在两侧各连有一鱼线着。两侧框分别为手托着日月的女娲和伏羲。（如图三） 　　以上几类鱼和鸟组合图像的释读，多位专家都有独到的阐述。比如严文明先生针对“鹳鱼石斧图”，认为“这两种动物应该都是氏族的图腾，白鹳是死者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鲢鱼则是敌对联盟中支配氏族的图腾…这位酋长高举那作为权力标志的大石斧，率领白鹳氏族和本联盟的人民，同鲢鱼氏族进行殊死的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①这个解释是图腾说的公认最佳解释。严先生认为这幅图命名精妙之处在于“啄”这个动词，可以很好地把战争中白鹳氏族的主动权地位表现出来，作为图腾可以很好地在战争中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这种解释同样可以用在图二的鸟和鱼的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