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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成因与提高策略探析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百年发展中较强的政治本位、社会本位取向使其功利性不断加强，形成了国家意志下的单一质量观。当前的质量问题并非完全由近十年的扩招造成，与我国政府长期主导高等教育密切相关，是市场经济确立后个体质量需求日益受到重视、高教质量观走向多元的集中反映。提高高教质量须发挥高校的主体作用，依靠高校的“自为”逐步解决。政府应运渐淡化行政干预，实现从主导者到高教质量保障体系监护人的角色转变。 　　[关键词]高教质量 高教发展史政府主导 高校主体作用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09)06―0020―04 　　[作者简介]刘新财，吉林省教育科学院(吉林长春 130022)；姜延秋，吉林大学高教所(吉林长春130013) 　　 　　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已经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被普遍视为造成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但透过我国高等教育百年发展的历史，分析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意志下的一元质量观，会发现高等教育建设、发展中高校自主权的弱化与丧失、政治与社会本位取向的不断强化是造成高教质量问题的长期原因。提高高教质量，必须弱化高等教育的政治本位、社会本位取向，否定高等教育单一的政治论哲学基础，回归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旨，完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等大学固有传统，由内及外，依靠大学自身动力与发展惯性循序提高。 　　 　　一、高等教育的百年演进与单一质量观的形成 　　 　　现代大学的设置在我国仅有百余年的历史。清末京师大学堂的开办、“癸卯学制”的颁布和实施(1904年)，标志着我国近代大学在举办伊始就牢牢地背负着挽救大清国的重任。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即以中国的纲常礼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基本；“西学为用”是主张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新式学堂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因此，中国大学在发轫之初即由政府操办以满足政治、国家需要，发展教育被视为救国方略的重要选择。而西方国家的近现代大学则是在适宜的外部制度环境下，通过不断调适，自动生成、演进，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以其传承知识、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功能发挥的质量决定自身命运。 　　我国高校百年里的六次整合却是日益与政治、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其结果是高校成为国家命运、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功利性导向冲击了其质量提高的长期积累。始于1902年的教会大学联合与重组是西方来华传教士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各种方法掌握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使它能符合纯基督教利益”的指导思想以及多种外部的压力下所作出的选择。经过改造和“联合”，教会大学扩大了办学规模，提高了在华的影响力，较好地完成了其使命。民国初年，高等学校整合的本意不失为“济世良方”，即降低大学办学的“政治兴味”和转变“读书做官”的传统观念。这次整合仅针对私立政法大学，虽然关闭了一些“办理敷衍，贻害青年”的学店，但蔡元培先生此时提出的“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的主张却招致后人的一些讥评，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虽列人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大学办学的政治兴味也并未根除。国民政府初期，“大学区制”实验昙花一现，其改变“教育部名词与腐败官僚亦为密切之联想”、实现蔡先生“教育独立”的初衷因当时军阀割据、政治腐败而搁浅，但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第一次为部分国人所认识和接受。抗战时期，各高校迫于外敌入侵而内迁联合办学的时间虽短，但却是当局较少直接干预办学，各联合大学由当时的教育家如梅贻琦、傅斯年、竺可桢等真正长校的联合自治时期，各高校学科之间实现了实际性的融合。在后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办学条件下，当时的高校孕育出了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等大家，培育了大批一流人才，为我国的“两弹一星”成功发射作了充分的人才储备。因此，抗战联合办学的经验值的我们借鉴、反思。 　　建国初期的高校院系调整是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历时六年的调整将高等教育纳入了为经济建设培养专门人才的轨道，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满足了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后人反观这段高教史，却痛失良多。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及实况缺乏了解，将苏联的教育经验作泛政治化理解，系统地移植苏联的教育模式，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国有体制和高度分工的专门教育体系来建构中国的高教制度。决策层把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国有化、行政化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混同起来，进而全面否定欧美国家以及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理念与有益的学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