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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民主主义思想社会基础与启示 　　 　　浙江省宁波不仅有推动先进生产力的、运用先进文化的、以善于经营乐善好施而闻名于世的宁波商帮，也有对国内和国际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代表先进文化的浙东学派，实际上这两者是经济和文化的反映与促进的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派的学术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而其思想内涵则更丰富，仅就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原君》、《原法》等篇章来说，是他个人经历明清之际急剧变化，经过多年反思与探索，萌发了难能可贵的民主主义思想。在明清时代，他的思想成了民主主义的启蒙。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法》等篇章所包涵的思想要比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著作几乎要早一个世纪。 　　 　　一、黄宗羲的《原君》、《原法》矛头直指罪恶的君主专制制度 　　 　　黄宗羲生活的时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已经到了“天崩地解”的时刻，是民族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转折关头。1628年，他只身入京，为东林党父辈讼冤雪仇，大闹京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继之甲申事发，清军入京，明朝覆灭，1649年前后，他在浙东舟山一带抗清，十年几濒十死；最后，南明小王朝彻底完蛋，清政权已经稳定，黄宗羲直面时代风云之变幻，著书讲学，进行历史的反思。他一生在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方面潜心探索，撰著生涯长达65年之久，著作共计一百二十多种两千余万字，他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以及经文集长达四百八十余卷，晚年自编《南雷文定》、《南雷文约》等等都是他自认为代表他思想的著作，而《明夷待访录》、《留书》等他认为是他的“佐王之略”（前者只二卷，后者只一卷），但却在其中深刻的揭示和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黄宗羲应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民主主义思想先驱。 　　在《原君》篇中，黄宗羲首先提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这个天赋人权的命题，即每个人有争生存求幸福的权利；而这个人权却被君主剥夺了。那些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君主个人把天下当成了私产；将“天下（百姓）为主，君为客”，颠倒成“以君为主，天下为客”；他揭露了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的罪恶。从秦始皇到康乾盛世，只有黄宗羲才第一次这么深刻地揭露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罪恶，喊出了“为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口号；第一次把皇帝当作“寇仇”、“独夫”！黄宗羲不仅猛烈抨击了封建君主制度，而且在《原法》中激烈地批判了君主个人“藏天下于筐箧”的封建法制，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主张“先有治法，后有治人”，在法律面前无贵贱之分。在《置相》篇中，提出了虚君实相的君主立宪类似设想；在《学校》篇中，黄宗羲不仅提出：学校除了传播文化、培养人才外，更应该“公其是非”成为监督辅佐朝政、指导舆论的类似代议机构的场所。尤为可贵的是，他主张学校中也要开设自然科学课程，开创了我国近代学校重视自然科学学科之先河。 　　 　　二、产生黄宗羲民主主义思想的经济和文化基础 　　 　　明清之际，也就是黄宗羲生活的1610年（出生）―1695年（去世）前后，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在我国东南半壁破土萌发。江浙一带，特别是杭嘉湖、绍兴、宁波一带工商业繁荣，手工业工场兴起。据乾隆三十五至四十五年间记载，杭州市内外有织机3000部，燃丝车1300部，宁波有织机850部，绍兴有织机1600部，湖州有织机4000部，绸业劳动者2000人。宁波口岸贸易也重新开始活跃，康熙下令开放海禁，指定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口岸和外国通商。在新兴繁荣的东南工商业和对外贸易以及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的冲击下，黄宗羲才会首先摆脱“工商为末”的传统偏见而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 　　如果说黄宗羲和张苍水开始是为了忠于明皇朝而反清，张苍水以身殉节，慷慨赴死，名垂千古；那么黄宗羲在反清复明无望，在四明山读书几十年，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探索，最后觉悟到无论是明朝的皇帝或者是清朝的皇帝都是“为天下之大害”，都是“寇仇”，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的独夫。 　　没有明朝昏君和宦官对忠臣的滥杀无辜（包括对他自己的父亲），黄宗羲也就不可能切身体会到封建专制制度之罪恶，那些皇帝“独夫”，以“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顾盼”，“深刻罗网，反害天下”，黄宗羲也不会喊出在法律面前朝野贵贱一律平等的口号。 　　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占有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没有土地或者很少土地，而中国的封建地主剥削下的农民，虽然名分上是一个自由人，但是仍旧是准奴隶。清康熙时的土地占有情况已出现了“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的现象；乾隆时则形成“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抵十之五六，旧日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