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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谐文化对诚信建设功能探析 　　摘摘要：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和保障，诚信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与和谐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建设和谐文化对于诚信建设具有确立内涵的功能、理清思路的功能、指明重点的功能以及明确作用的功能。 　　关键词：和谐文化 诚信建设 文化功能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同时指出要“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诚信，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其建设离不开和谐文化的发展，建设和谐文化对于诚信建设具有重要的功能。 　　 　　一、确立内涵的功能 　　 　　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体现在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社会风尚、文化产品、制度体制等形式上。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是关于人自身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人与社会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中国与世界和谐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行为规范、文化产品、社会风尚、制度体制等。[1] 　　在中国古代，诚信作为道德规范，最初是作为两个词来使用的，其含义有所区别。古代先贤们认为做人的完美标准在于严格自律、提高自身的修养，诚意味着诚实、诚恳、真诚，描述的是一种真实无妄的品德，是道德主体内在的一种品质、信念，即“内诚于心”、“尽心”、“尽己”，不自欺。信具有信用、信任、遵守诺言的含义，它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必备和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是儒家基本道德规范“五常”中的重要内容，其基本内涵是讲信用、守承诺，是道德主体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交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及价值指向，即“外信于人”，不欺人。诚和信因其含义有相近之处，后人常把它作为一个词来使用。例如，“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诚信生神”（《荀子?不苟》）。与此相反，在西方文献中，很难看到“诚信”这一合一的概念，在英文中也没有与“诚”相对应的统一的单词。在西方语义中，相较于“诚”而言，“信”的作用更加突出，他们把“信”的根基奠定在契约观念之上，而不是以“诚”作为其本体论的终极前提和依据。[2] 　　因此，将“诚信”这一合一的概念放在中西文化比照的视域中来观察，它更具有中国的文化内涵。[2]19世纪英国学者阿诺德认为“文化的完美必须是构成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所有能力的和谐发展。”[3]和谐文化即是这样一种完美的文化，它强调的人自身和谐的观念包含了“诚”的含义；而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理念则包含了“信”的含义。和谐文化视域中的现代诚信的内涵即要求人们内诚于心、外信于人，在社会交往中提倡理解信任、恪守诚信、坦诚相待，共同营造一种互信互利的良好社会风尚。 　　 　　二、理清思路的功能 　　 　　中国的诚信传统与西方的诚信传统截然不同。中国传统诚信以道德为支撑，重感情、重视熟人基础上的人格信任，希望良心上心安理得，要求单方面主动实践，不求后果，仅仅是隐藏着一种希望得到回报的期待，可称为德性诚信传统。[4]西方的诚信传统发源于古罗马。当时，商品经济的出现促使人们以法律的形式来解决商品交换过程中款货交割的时空距离而产生的风险。这样诚信也就由单纯的道德范畴而上升为法律范畴。因此，西方历史上的诚信以法律为依托，重视规则，注重法律关系上的契约，可称为法理诚信传统。[4] 　　然而在今天，无论是中国的德性诚信传统还是西方的法理诚信传统都面临着困境。德性诚信传统建立在狭小的交往空间和血缘关系基础上，人们很难跨跃家族血缘亲情的局限而对家族外的人产生信任,如果有所跨跃,也只指向血缘关系扩展与延伸到的人。但是市场经济却不得不打破这样的局限。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人作为利益的主体需求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交往打破了地域血缘的限制，与陌生的社会主体的交往越来越多。面对这样的情况，传统诚信注重个人利益的牺牲和奉献，忽视道德回报的精神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明显相悖；陌生人之间难以建立高度的诚信度不利于经济发展；而“大人者，言不必信，信不必果，惟义所在”的观念容易增加信任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在西方，随着“祛魅”进程的不断深入，法律越来越趋功利而与人们的精神世界无关，法律的强制性愈加明显而与人们的道德自律越来越远，致使人们往往不是从内心去信仰法律，而是追求如何利用法律漏洞去牟取私利。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都是和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谐文化视域中的诚信建设应该确立这样的思路：现代诚信既不是中国传统德性诚信的简单回归，也不是西方法理诚信的盲目移植，应该把我国优秀的诚信道德资源和世界各国先进的诚信理念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诚信的新内涵有机统一起来，让和谐诚信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