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蛇口精神”奠基者袁庚远去的背影(下).docVIP

追思“蛇口精神”奠基者袁庚远去的背影(下) 　　四 　　袁庚在蛇口做的“最出格”的一件事，是彻底突破了干部管理体制，在蛇口取消了干部的等级制度。在蛇口主管人事的乔胜利说，无论来蛇口之前是局级、处级、科级，不管是哪一级，总之到了蛇口，他的行政级别“就冷冻到档案里去了”。 　　“这确实是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乔胜利说。来蛇口的都是精英，为什么？因为这一批人不会把行政级别当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来到特区，就是来实现自我的。蛇口提出取消干部等级制度，引起全国哗然，有的人不敢来了，有的人却踊跃前来，认为这个地方不讲论资排辈，不讲个人的资历，有更多发挥能力的空间。 　　对袁庚来说，敢于这样做，或许是对当时干部体制的不认同，或许是63岁老人对“级别”一词有了新的认识。不过，他这样做的出发点，却是想着怎么激发活力，将蛇口的事干好。 　　有一天，乔胜利收到中央组织部对袁庚的一个任命文件，任命袁庚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副部级）。接到这个通知后，乔胜利就赶到袁庚家里，说：袁董啊，中组部给你出了一个难题。袁庚问：什么难题？乔胜利将文件递给他，袁庚拿着文件一看，坐在椅子上，等了一会儿，站起来一边走，一边把这个任命通知撕成条，扔到垃圾筒里。 　　乔胜利说：“我为什么说中组部给他出了个难题呢？因为，他在蛇口取消干部的等级制度，现在中组部给了他一个副部级，他怎么向广大员工解释？” 　　在正厅（局）的级别，袁庚也算老资格的党员了。袁庚原名欧阳汝山，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东江纵队，在东江两岸和港九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为了不连累家人，他随母亲袁姓，改名袁更，后因护照笔误为袁庚，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 　　1940年3月至9月中旬，袁庚随惠阳游击大队与东莞大队东移至海陆丰地区，参加了黄谭战斗。1941年，被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队长曾生派到东莞宝太线开展工作，开辟大陆与香港的秘密航路，为游击队运送药品。 　　1942年，香港沦陷后，袁庚和他的战友们利用这条秘密航路，营救出8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被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此后，又陆续营救出许多盟军被俘人员、国际友人、对日作战遇险的美军飞行人员。1944年8月，袁庚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负责广东沿岸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的情报工作。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9月，袁庚以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代表的身份，被派往香港，与英方就港九游击队撤离九龙半岛问题进行谈判。袁庚提出，为处理抗击日军伤亡抚恤善后事宜，需在港设置相应机构，在取得香港军政府的同意后，东纵在香港弥敦道设立驻港办事处，袁庚任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即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 　　1945年至1949年期间，袁庚随部队北撤山东烟台，历任三野二纵队四师参谋处副处长，两广纵队侦查科长、作战科长，炮兵团团长等职，先后参加了南麻临朐战役、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1949年，袁庚率部队沿湖北、江西，一直打到现在的深圳。 　　1949年11月，袁庚与100多位团以上军队干部被调往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情报部武官班受训。1950年，作为情报和炮兵顾问，袁庚将组织关系留在军情部，自己奔赴越南，参加了高平战役。1952年，又被外派到印度尼西亚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馆领事。1955年，国民党特务企图暗杀赴万隆参会的周恩来，因周恩来缜密安排，暗杀阴谋未能得逞。在此背景下，袁庚负责情报工作，为保卫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1959年，袁庚调往中调部任一局副局长等职。 　　就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有先进经济观念的十三级干部，63岁时，对“级别”已经不再看重了。 　　任仲夷从最初响应真理标准大讨论到执政广东后，对袁庚的精明能干印象很深。1981年4月，任仲夷视察深圳，考虑到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梁湘一肩挑压力过大，就想找个能力强的分担市长职务，他想到了袁庚。任仲夷找其谈话，袁庚以“能力有限，难当重任”为由推脱，但任仲夷仍决定推荐其为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并且得到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的支持。 　　不过，袁庚考虑了几天，决定坚守蛇口，哪儿也不去，就要在这里搞出点名堂。 　　就这件事，袁庚与儿子袁中印有过一次交流。袁中印问父亲：“您到底怎么想的？”“我不想去当市长，”袁庚说，“我只想在蛇口干出成绩来。” 　　明确了自己的想法，袁庚找到宋任穷，努力解释了半天，最后说：“宋部长，你就让我在蛇口好好干一番事业吧。”得到宋任穷同意后，袁庚又找任仲夷，硬是把自己留在了蛇口。 　　五 　　1978至1993年，在袁庚身上烙下最为激越的注脚：1978年，蛇口还只是不足千人的小镇，而到他离休的时候，香港招商局集团的家底已壮大到200亿元。此时的蛇口，人均GDP已经达到了5000美元，堪比“亚洲四小龙”。 　　1993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