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国史学史-4-补充-郦道元《水经注》的历史文化景观.ppt

郦道元《水经注》的历史文化景观 1.《水经注》成书二题 2.六世纪前后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景观: 以水为纲，布丽人文 3.信息时代《水经注》研究的设想 四世纪初叶至六世纪末叶是中国的“地理大交流时代”， 先秦以降地理知识的积累和战国两汉魏晋以来地理志、地方志、地图学、游记的发展 ，促使传统地理学在六世纪前后开始形成为一门学科。 郦道元（约446或472－527）身逢其时，通过撰著《水经注》对传统地理学作了前所未有的集大成的科学总结。这一原创性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享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其中最直接最显著的后果便是以郦道元《水经注》其人其书为核心所形成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郦学”。兹从《水经注》的成书、文化景观和地球信息科学的角度对之略作探讨，以揭示其在现时代的科学价值。 1.《水经注》成书二题 善用地图 《水经注》涵盖了广大地域的众多地理事项而记载的准确性却很强，这与郦道元重视野外实地考察有密切关系，但这种个人行为毕竟受到许多束缚，比如北魏势力范围所及的限制，因而，除此之外还要看到郦道元受益于当时地图学所取得的科学成果一面。 在《水经注·序》里，郦道元说到了当时地图应用的一般情形，“緜古芒昧，华戎代袭，郭邑空倾，川流戕改，殊名异目，世乃不同；川渠隐显，书图自负，或乱流而摄诡号，或直绝而生通称，枉渚交奇，洄湍決澓，缠络枝烦，条贯系伙”；又说到当时人利用地图的情形，“今寻图访赜者，极聆州域之说”；还形象地说到自己利用地图的情况，“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辑而缀之”。 “访渎搜渠”既是郦道元重视实地考察的证明， 也是其利用地图的表现。 在《水经注》当中郦道元则常常很具体地讲到自己利用了地图。如卷二十一《汝水》“汝水出河南梁县勉乡西天息山”注：“余以永平（508－512）中蒙除鲁阳太守，会上台下列《山川图》，以方志参差，遂令寻其源流，此等既非学徒，难以取悉，既在迳见，不容不述。” 卷二十二《洧水》“又东南过新汲县东北”注：“洧水又东南迳桐丘城，《春秋左传》庄公二十八年（666），楚伐郑，郑人将奔桐丘。即此城也。……今图无而城见存，西南去许昌故城可三十五里，俗名之曰堤。”卷二十四《瓠子河》“又东北过廪丘县为濮水”注：“今雷首山西枕大河，校之图纬，于事为允。” 从这些记载来看，郦道元撰著《水经注》之际，是把地图视作一种非常重要的认知工具来使用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地图、如果不利用地图，《水经注》中众多关于地理实体的描述决不会有如此的准确性。这其中当然有郦道元自身的科学素养，同时与先秦以来就素称发达的传统地图学也是密不可分的。 《周礼》、《管子·地图第二十七》。 裴秀（223－271）“制图六体”的创立。“制图六体” ，“不仅开我国地图编制理论之先河，而且在世界地图学史上也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制图六体” 就是有关地图绘制的六个原则， 它们是：“分率”，即比例尺；“准望”，即方位；“道里”，即物与物之间的距离；“高下”，即相对高程；“方邪”，即地面的坡度起伏；“迂直”，即实地的高低起伏距离与平面图上距离的换算。 “制图六体”的提出，从理论上预示了地图反映地理实体之际具有极高精度的可能。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地形图》、《驻军图》，这证明在公元前168年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实测地图和彩色地图，它们极高的精度震惊了中外地图学界。帛书地图反映了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的情况，就绘制内容而言整体上几乎包括了现代地形图的基本要素，比较详细地表示了该地区的水系、地貌、居民点和道路。 1986年6月至9月，甘肃天水《放马滩地图》出土，这七幅松木板地图把中国和世界实测地图的历史从西汉初期向前推进到公元前300年以前的战国时期，这是世界上目前所知最早的实测地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具有严格意义的地图。《放马滩地图》内容丰富，精度较高，具有较高的制图水平。马王堆地图采用的一整套制图规则，在《放马滩地图》上已经初具规模。 自为“经”“注” 《经》与《注》，当是郦道元一手所编成，王成祖从地理学实践的角度对“经”“注”关系重新作出解释，较之单纯从体例角度考虑《水经注》的成书，突出了郦道元善于从具体上升到一般的科学认识和研究过程。 2.六世纪前后中国的历史文化景观:以水为纲，布丽人文 《水经注·序》： 《易》称天一以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及其气流届石，精薄肤寸，不崇朝而泽合灵宇者，神莫与并矣。是以达者不能测其渊冲而尽其鸿深也。 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