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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和地方协作治理模式之形塑探讨 　　摘 要 从本质上说，义务教育中的各种课程改革措施的制定与执行都是一种公共事务。因此它的开展与运转依靠的是集体合力推进，具体涉及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研究者及学校教学实务人员（主要是一线教师）利害相关方的三者之间的密切关联、建立共识并采取联合行动，进而构建起协作行动的课程治理模式。 　　关键词 协作 课程改革 教学目标 制度设计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国的课程改革从理论规划到实践落实已推动了好多年，各级政府部门、相关的学校组织以及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沟通机制都已初具形态，但当前教改的客观现状是相关各方都难言满意。一味的抱怨和指责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教育事业正在朝着我们秉承的教育理想持续、正确地前进，而且也应看到参与教改的政府、教师及其他相关人员一直以积极的态度、有效的方法认真且勤恳地为之努力。不满或者批判意识本身就是关注和推动公共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课程改革及相关的政策措施，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集体公共事业，各种对教育改革发出的质疑声，充分说明当前的教改成效，还有待我们以更高的标准拟定未来目标和要求，以更宏大的理想蓝图规划将来的教育事业。在课程改革政策的推进项目中，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提供给教师课程教学的专业支持也应成为教改成效不可忽视的一项指标。因为教育改革相关政策的具体落实离不开地方与学校之间协作推进。那么，如何从学理上把握地方与学校课程实践之间的协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又如何具体体现到课程教学的实际行动策略之中？ 　　一、课程改革中的协作治理本质 　　传统公共管理中的“治理”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被一种全新的“协作治理”论述所取代，西方学者称之为新的公共精神[1]。其核心价值观在于强调面对当今日趋复杂的公共事务，需要多方协同地参与政策贯彻执行。这种“利害相关体”之间的联合行动，经由相互之间信息交换、资源共享建构起一种互惠协作机制。一言概之，协作治理的思路是将处理公共集体事务的重心置于如何有效治理利害相关方所构成的复杂关联网络上，彼此协调行动以谋求共同目标的达成。 　　课程改革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管理，主要关联到各级政府的改革政策、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以及学校课程教学实践三个层面。它们之间形成紧密关联的利害团体，通过彼此间的亲密合作以构建一种协作性的课程治理关系。就宏观的政府政策而言，它制定了课程教学改革未来的大体走向、教学目标并确立了相应的价值基础。相关政策方案的探讨与制定，牵涉到各级政府部门及其他利害关涉方之间的权衡与协调。课程改革的相关公共政策的评估与决策，也并不单是政府部门的强制命令那么简单，还关涉到高校和专职的研究院（所）等学术研究机构的学理性探究及相应的成果为政府部门提供参考，从而为课程改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合理可行的理念依据。另外，那些已规划的课程改革政策，经过政府部门的价值定位与研究者们的学理论证后，还需要回归到具体的现实教学环境中检验，其关键因素就是一线的教学人员实践落实。这三个层面是一种紧密的协作关系，通过联合行动构成彼此关联、共生共变的协作治理体系。藉此可以说，为了实现课程改革的目标，政府部门、学术研究群体以及课程实践中的教学人员需要形成良好的沟通协作、资源分享体系，它们之间的整合程度以及协同效果是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 　　当今各种公共决策及行动的执行常常围绕协作治理观念展开，这是经过多年实践检验的结晶，它成为教育改革中的重要策略。但是这种协作机制并非利害各方简单相加、整合为一那么简单，涉及一些关键影响因素。首先从文化层面而言，协作治理的各有关方的知识积累与文化背景有明显的差异，因此，联合协作推进教改公共事业首先需要妥善解决文化差异引发的不协调现象。比如说，一般而言学术研究者与一线教学人员在观念上有一定程度的对立，研究人员习惯认为教学人员的工作零散、琐碎、过于经验化，而力图超出教学实践的感知经验，使课程改革知识论述更理论化、系统化。而对于一线教学人员而言，容易对研究者的理论观念产生压力甚至排斥。另一方面，协作治理关系中关涉方在话语权上处于不对等的状况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协作效果。学者们的教育认知论述，毫无疑问是课程改革这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主导力量，其中也交织着复杂的政治维度，那些零散、细碎的经验在公共事业的宏观政策制定中常常被边缘化，唯有学术探讨的成果占据优势地位，它是借助权力位置的不均等来排除其他不同经验的理论阐述。这里容易导致的问题是，一线教学人员的宝贵经验与教学智慧被压制、漠视，从而使得来自政策拟定中的政府部门与专家的知识论述以一种施动主体的身份将相关的知识观念赠予作为教学一线人员这一客体。长此以往，教学人员难免形成负面的认同心理，也许在他们看来，一些本应属于自身的话语权却完全交由他人。 　　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