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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初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也给政界学界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在笔者看来，一个国家的治理状况如何主要取决于该国国家治理采取什么路径。当然国家治理采取这样的路径或那样的路径，背后深层次上，还在于这个国家的治理理念、治理的传统、治理的制度体系、治理的文化支撑的综合作用。从本质上说，国家治理不同于任何单一方面的治理，譬如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及生态治理等，国家治理的本质表现在它最高层次上的根本性、长期性、前瞻性、全局性、统合性、普遍联系性、深刻性和复杂性上。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不间断调节和互动，表现为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也表现为中国国家治理的特点，在为整个社会提供安全、秩序、效率、民生和能力等公共品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适应力、灵活度、坚韧性、可调适性和可持续性，其中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义蕴，值得认真总结和深入思考。本文仅就国家治理体系及能力建设谈一点初步的看法。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从不同角度看，可以有不同的概括。从国家治理的范围上看，应该包括政府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和市场治理体系等方面；从国家治理的内容上看，应该包括常态治理体系、特殊治理体系――譬如国家间关系的治理体系，以及危机治理体系等。本文主要是从国家治理过程的角度来观察国家治理体系问题，认为它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国家治理的规划和决策体系。国家治理的规划和决策体系是最重要的体系，这是由于这一体系的战略性、全局性和根本性所决定的。国家治理的规划和决策体系决定了国家前进的方向，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所包含的基本价值和内容及其途径和手段的选择。一个国家治理目标清晰不清晰，方向明确不明确，手段和路径合理不合理，主要取决于国家治理的规划和决策体系。换句话说，国家治理的规划体系，就是要确定这个国家的“理想国”方案，决策体系则具体指向这一“理想国”的实现路径和通往其路径的手段。国家治理规划和决策体系应该是宏观的、战略的、前瞻的、综合协调的。中国的国家治理规划和决策体系，应该适时得到构建，中国的国家发展与治理大纲，应该通过宪法和法律、基本制度和次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得以确立；而中国国家发展与治理大纲所确定目标和内容的实现，要体现在实际具体的运行机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上。 　　第二是国家治理的支持体系。国家治理的支持体系包括国家政权体制、国家财政体制、意识形态体制、社会体制等等。这些体制都应该为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坚强支持，同时，国家治理的支持体系不仅包括政府掌握的资源支持，还包括社会对国家的支持。国家治理的支持体系，对于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和手段的选择至关重要：国家政权体制的强弱决定了国家政治统治的持续和政治局面的稳定；国家财政体制是否合理，决定了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和控制调节乃至治理社会的手段选择；国家意识形态体制的效能如何，决定了国家的政治调节成本和社会动员能力；国家社会体制的健全程度如何，决定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和潜能的发挥。而所谓社会对国家的支持，也必须通过上述各方面体制功能的充分发挥，才能予以调动，从而形成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和配合局面。 　　第三是国家治理的评估体系。这一体系包括政府内部、政党、社会、媒体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的参与和互动，构成对国家治理状况的评判和估量。现代国家一般都非常注重国家治理评估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并且通过社会调查统计、信息收集分析、情报综合提炼等途径获取评估的基本素材，并且进行抽象加工，从而获得国家治理状况的总体认知，因此，这是国家主动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对国家治理状况的考察评价。另一方面，在社会舆论、大众传媒、不同社会集团和派别的意见综合作用下，会对国家治理状况形成参照，这一参照实际上是国家治理状况的晴雨表，一定程度上还会对国家治理方向和路径选择产生压力，从而构成国家治理评估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因此，社会对国家治理的评判应该被纳入国家治理评估体系加以重视。 　　第四是国家治理的监督体系。包括体制内部监督、政党监督、媒体监督、社会组织监督等等。国家治理的监督体系，是国家内部各部门之间、各层级之间、国家与政党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党内部之间、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重要互动形式。这一互动实际上构成国家内部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国家作用力的强弱和效果如何，如果没有反作用力的制约和推动，就欠缺了改革和进步的动力，因此，对国家治理状况的改善来说，就是危险的。而要实现对国家治理的监督，上述各方的知情权、表达权、批评权、评判权和建议权必须得到保障，得到这种保障的途径无非是制度化、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