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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五国参和国际气候谈判问题研究 　　摘要：气候变化所引起的自然灾害对中亚五国的多个领域构成了严重威胁。独立以来，中亚五国主动参与了国际气候谈判，但是基于经济利益、主权利益、国家声望、减排成本等因素的考量，它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所表现出的态度有所不同。在后京都时代，中亚五国不仅要在国内采取有效措施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更要借助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更多地参与国际气候谈判。 　　关键词：气候变化 中亚五国 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5-0073-79 　　气候变化被认为是“21世纪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随着全球变暖的日益加剧，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中亚五国深居亚欧大陆内部，陆地总面积达400多万平方公里，深受荒漠化和水资源匮乏的影响，它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作用也日渐重要。但受大国集团和小岛国家的聒噪，近年来，中亚五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立场问题始终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国内外对此也很少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所处地理环境，中亚五国地震、洪涝、干旱、雪崩和滑坡等自然灾害发生频度很高，影响面积很大，随着气候变化，这些灾害在不断加剧。据统计，在过去十年中，有2500人死于自然灾害，有550万（接近中亚总人口的10%）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自然灾害的发生遵循一定的规律，但是短期内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骤然增加的时候――我们只能将这种现象归因于气候变化。”近年来的科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自20世纪初以来，中亚地区一直存在总体变暖的趋势，气温升高大约在1℃-2℃。过去50至70年里，土库曼斯斯坦气温升高了0.6℃-0.8℃。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一些山区，气温升高了0.3℃-1.2℃。自1950年以来，在中亚南部人口稠密的地区气温超过40℃的天数明显增多。“如果不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而任由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预计到2030-2050年，中亚地区的气温将会升高1℃-3℃，而到本世纪末，中亚地区气温将升高6℃。英国前任首席科学家大卫?金（David King）曾经警告说：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威胁，要比恐怖主义的威胁严重得多。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H.Stem）也将气候变化问题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市场失灵”。气候自然灾害对中亚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由于气候变化，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年均经济损失达到了GDP的1%-1.5%（折合2500万-3000万美元），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这种损失将会达到GDP的5%。另据世界银行专家研究发现，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到2050年，因灌溉水的减少，可耕地面积将会减少50%，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这些情况促使中亚五国独立以来就以实际行动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无论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坎昆会议、德班会议，还是多哈会议，都能看到中亚国家领导人穿梭的身影。中亚国家既希望国际社会了解其为减缓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努力，也在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对中亚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助和支持。 　　对于各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所持态度立场形成的原因，国内外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模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一种是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提出的“双层次博弈理论”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强调国家政体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政治决策者们往往处于国际谈判和国内政治力量的压力之间，因此，只有将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结合起来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行为。另一种是由德特勒夫?斯普林茨（Detlef Sprinz）和塔帕尼?瓦托兰塔（Tapani Vaahtoranta）提出的以“利益”为基础的解释模式。他们认为，“减缓成本”和“生态脆弱性”是决定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所持态度和立场的关键因素。据此给出的分析是：一个国家在减缓气候变化影响时所付出的成本越高，它就越不愿意参加国际气候谈判；而一个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越弱，气候变化对其生态环境的影响越大时，它就越愿意参加国际气候谈判。根据这一解释模式，他们将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角色分为四类：“推动者”、“旁观者”、“拖后腿者”和“中间摇摆者”。第三种是美国经济学家曼克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教授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为了克服集体成员“搭便车”的倾向而设计出来的“选择性激励”。“选择性激励”指的是那些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为集团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个体，除了获取正常的公共利益份额外，还能够获取不同于其它集体成员的额外收益。 　　自气候变化问题进入国际政治视野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逐步展开，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气候变化政治问题的研究已经不仅仅是对气候变化本身的资料分析，更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