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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经济微观实践和理论意义 　　摘要：农户经济行为深嵌在村庄社会关系中。与经典的理论判断不同，土地流转与阶层分化条件下的J村呈现出“中农经济”样态。中农阶层在土地生产上互助合作，在生活方式上消遣闲暇，在社会交往上保持融洽的阶层关系与强烈的参政兴趣，整个村庄因中农阶层占主导地位及中农阶层的引导作用而表现出团结有序的面貌。中农阶层为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破败的农村社会注入活力，为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保障，有助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农民合作能力的增强。尊重农民的经济行为，探索出一条以大多数农民为主体，最大可能增加大多数农民福祉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土地流转；阶层分化；中农经济；粮食安全；国民经济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1―0124―08 　　农户作为农民生产、生活、交往、娱乐及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既受国家农村政策的影响，也反作用于农村社会结构。认识清楚农户的经济行为，对理解转型期乡村性质意义重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关于农民经济的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将种植小规模土地的农户称为小农，并对“小农意识”、“小农行为”、“小农经济”进行贬义化污名化解读，农民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长期得不到尊重；二是在多数人的认识中，农民多被看作同质的具有某种行动逻辑的群体，农村社会即是由具有某类行动逻辑的农民构成，以此大而化之地讨论农民的生存伦理或理性算计行为。根据这种认识得出的形式主义结论极易抽象掉农户经济的现实根基。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经过国家改造和市场冲击的农户经济迥异于传统小农经济，且土地流转和农民流动不仅带来乡村结构转型，也造成农户经济社会分层。搞清楚农户变迁的经济社会意义，需要学界转变思路，深入研究。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意识 　　目前关于农民经济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理论范式：一是生存小农范式，代表人物有恰亚诺夫和斯科特，二者的思想有共性也有区别。恰亚诺夫认为，家庭结构对家庭经济活动有重要影响，小农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特经济计算，他们的一切经济活动以生存为目标。斯科特从波兰尼的实体主义出发，认为“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是东南亚农民的生存原则，在“水深齐颈”的边缘生存中，农民逐渐形成生存的伦理道德感和社会公正感，他们的经济行为基于道德理性而非经济理性。生存小农的主要观点是农户不是追求利润第一，而是追求生存第一，安全第一，追求家庭劳动、消费的均衡。二是理性小农范式，代表人物是舒尔茨和波普金。舒尔茨认为，农户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趋利避害，追求最大利润的投资者，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率低下的情况是少见的，小农会为追求利润不断创新。根据波普金继承舒尔茨的思路，他认为农户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都倾向于按理性经济人原则办事，他们基于自身利益与他人讨价还价，得到可接受的结果，处在生存边缘的小农拒绝冒险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做任何投资。三是剥削小农范式，代表人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认为，小农是受剥削的对象，小农生产方式具有落后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无力过时的小农生产会被压碎。苏联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曾一度中断小农经济与小农研究，直到市场化改革后，才从对集体经济的研究过渡到对小农经济的研究上来。 　　上述三种农户经济的概括都能在农民生活世界中找到依据，不少研究者提出理论反思并做出拓展理解。如黄宗智认为，要了解中国农户经济，需要将上述三个范式结合起来，小农既是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形态反映出农户经济的不同侧面。郭于华认为，学界对农户行为逻辑的探讨多集中在理论层面，与现实情况距离较远，如果将农民行为放在情境化的社会中理解就会发现，农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存境遇与制度安排。徐勇、邓大才认为，三大理论范式无助于解释当前中国社会化程度高、土地均等化、税费全免等制度安排及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配置“内卷化”的现象，他们以“社会化小农”作为再识农户的视角，用以概括农户被卷入“社会化”大分工网络后的经验现象。 　　已有的农户行为研究理论深刻且广泛，为我们理解不同时期农户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学术视角与深度学理思考，但它们还不是转型期中国农户经济的全面概括。农户经济行为在特定的时空场景进行，受制度政策、社会变迁、村落社会影响较大，农民群体不是铁板一块的。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下，农民社会分化剧烈，不同阶层的小农经济活动与生存境遇及关系网络息息相关。如杜赞奇指出，斯科特和波普金各自强调的理论元素在华北乡村中似乎相处得十分融洽。黄宗智则发现，经营式农场主较为符合形式主义分析模式中的形象，而为自家消费进行生产的自耕农则更接近实体主义笔下的小农。笔者在湖北京山J村调查时发现，经历阶层分化的农户经济与经典理论判断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