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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行政管理层级和幅度 　　广义行政管理包括一切国家机关、法定组织、企事业单位内部管理层级的设置，狭义行政管理是指国家机关或法定组织依据行政管理职能确定的几何管理层级。行政管理幅度是指被管理对象的自然空间、行业领域和工作内容的横向布局或构成。行政管理层级是管理者向被管理者施行法律法规和决策指令的延伸，行政管理层级的多与少、行政管理幅度的大与小均与管理效率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管理层级越多，管理效率越低。在大数据时代，行政管理层级与幅度既具有自身的挑战性，又有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尤其在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大数据被广泛应用于行政管理，信息由非对称走向对称，对行政管理层级和幅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我国现阶段行政管理层级 　　与管理幅度存在的问题 　　行政职能界定不科学，管理层级偏多，管理幅度缺少大数据分析，影响管理效能提高。目前，我国仍然实行五级（中央、省、市、县、乡）行政管理层级，层级明显偏多，每个行政管理层级的管理幅度与人口差异较大。以县为例，有的县域面积超过10000平方公里，有的县不足1000平方公里；有的县人口超过100万，有的县人口不足5万；有的县是交通枢纽，区位优势突出，经济发展较快，有的县是民族地区，交通欠发达，经济发展慢。面对如此情况，如果用同一种模式或相同的层级管理不同的幅度，势必影响行政效能的提高，影响行政管理资源的合理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经过多轮行政区划调整和机构改革，但现行的管理层级与职能仍然存在职能不清晰、界定不科学的问题。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计划经济时代很多管理手段仍然被沿袭，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进入市场经济时期，行政层级过多现象依然存在，行政机构职能界定还没有厘清。很多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还不能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人为存在“一切以红头文件和领导意图办事”的观念，与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差甚远。政府职能还没有真正转变到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轨道上来，各类行政审批事项仍超过上千项，还没有做到通过大数据的运用和分析对行政管理资源进行高效配置。 　　行政机构设置与职能不匹配，膨胀势头难以遏制，行政管理成本偏高。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先后进行了六次政府机构改革，每次改革的出发点总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主，但每次改革后的机构和部门都在无形中扩大和增长。究其原因，是机构和职能不匹配，“拆庙”和“减和尚”不相称，缺少对行政管理层级和管理幅度的系统研究，结果每次机构改革后就带来新一轮的机构膨胀，形成了人浮于事、管理成本偏高、官僚主义严重、同经济社会发展总是若近若远的局面。 　　行政管理中的事权、财权、人权相分离，改革仍举步维艰。我国现行各级政府的管理手段都受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有100多个经济管理部门，我国也有70多个经济管理部门，事权、财权、人权严重分离，管事的不管人，管人的不管钱，管钱的既不管事又不管人。以政府公职人员管理为例，干部晋升有组织部门，人员增减有编制部门，资金分配有财政部门。这种人、财、事分离的管理体制，严重制约了行政效率的提高，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 　　公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唯上、唯书现象依然存在。我国现有公职人员概念宽泛，全口径是指财政供养人员，单一口径是指公职人员。目前，我国政府公职人员虽然实行了“凡进必考”原则，貌似公平，其实有很多不当之处。实际是通过国家考试形式，对不同群体报考公职人员实行了一个标准衡量，如有人擅长笔试，有人擅长面试，还有人擅长协调。新进公职人员进入行政管理岗位后，有的懂“天文”，不懂“地理”；有的懂“专业”，不懂“百姓”。而公职人员职务升迁，往往看资历，看“领导意图”，以至于少数公职人员存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轻干重一个样”思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唯上、唯“书”、唯领导意图，这种现象与现代管理层级和幅度的要求远不相适应。 　　受惯性思维影响，公职人员缺乏主动性和创新活力。当前，高压反腐和“反四风”态势的进一步形成，少数公职人员不作为、乱作为、懒作为被曝光和追责，对公职人员起到了一定的震慑和警示作用，但仍有少数公职人员不作为或推诿懈怠，行政效率低下。特别是一些有审批权限的部门，存在“求稳怕乱”心理，缺乏工作的主动性，更谈不上开拓创新。中央三令五申要扩大改革，减少审批，而一些部门还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作为现象，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经济和科技发展较快，公职人员对新的管理工具还不能较快适应。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迫切要求行政管理层级和幅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公职人员不会运用信息技术，不知道大数据概念，更不知道如何运用大数据，对很多类似的行政管理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