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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进程管理层权力和过度投资 　　摘要：本文采用2007年至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同时还发现，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性更显著。管理层权力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受到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影响，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性受到制约，并且这种制约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关键词：市场化进程 管理层权力 产权性质 过度投资 　　一、引言 　　投资决策更是公司成长的主要动因和未来现金流量增长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仍处于转型经济时期，上市公司的盲目投资导致企业经历着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经济总体运行表现为“经济过热”、“投资过热”，容易导致过度投资的现象，这严重地影响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随着管理层权力问题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逐渐关注管理层权力在投资决策中发挥的作用，开始研究管理层权力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Jensen，M， W. Meckling（1976） 根据代理理论认为，企业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情况下通常管理层有较大的权力，利用自身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动机和概率都会增加，管理层操纵下的企业出现非效率投资的概率增大。李焰、秦义虎、张肖飞（2011）研究证明，在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的任期与投资规模呈显著负相关，并且这种投资行为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影响。辛清泉、林斌、王彦超（2007）发现，当管理层的工作业绩和经营才能没有得到适当的奖励的时候，企业存在着薪酬契约失效导致过度投资的现象。卢锐（2008）发现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管理层能够利用公司治理的失效影响自身薪酬，也越容易追求个人私益，进行帝国构建，造成非效率投资。现有的研究都把影响管理层权力的一个因素比如两职合一或者股权集中度作为衡量管理层权力大小的指标，但是管理层权力是一个综合指标，不能仅用一个变量概括。目前直接从管理层权力研究投资效率的文章还比较少。考虑到我国产权性质的特殊制度背景，加上我国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当前在着力整体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同时，还显著存在着地区间的不平衡。因此，基于我国特定的制度背景考察下列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 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有什么关系，我国的产权性质对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市场化进程是否能够抑制管理层权力，从而减少过度投资？市场化进程的这种治理作用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下对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的影响？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加以研究。本文结合我国市场化推进程度不同的制度背景，以2007年至2011年深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在现代公司制度下，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会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作为自利的管理层具有为获取私人利益而采取伤害股东利益行为的动机。由于企业的实际决策管理权掌握在管理层手中，因此管理层权力超越了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所拥有的权力。Grinstein和Hribar（2004）研究发现，拥有较大权力的管理层可以影响董事会的决策。管理层这种权力的增大拓宽了管理者利用所拥有的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方式和渠道，其通过过度投资的决策获取私人利益、构建帝国梦想的愿望更能得以实现。Shleifer和Vishny（1989）研究发现公司的管理层会为了巩固自己的职位而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1：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正相关 　　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中，由于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以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使得政府在面对国有企业的时候，给予国有企业更多的是权力，而不是强有力的制约、惩罚和监督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使得企业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较为严重，加上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衡机制，管理层为了谋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巩固自己的职位或者满足构建帝国的愿望，更倾向于过度投资。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出于对自身财产安全完整性的维护，以及对自身利益的密切关注，管理层会对自己的投资决策更加谨慎，过度投资的概率降低。权小锋、吴世农、文芳（2011）的研究表明，随着管理层权力的增加企业的业绩波动越大，这种波动在国有产权的企业中更明显。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2：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正相关更显著 　　市场化进程是比公司的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更基础的层面，市场化进程会影响到企业契约的顺利签订和执行，进而影响到公司治理的效率，在公司治理中起着“基础性”的治理效应（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导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乃至受到的约束有较大的差异。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