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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伦理学伦理知识和生活之道 　　〔摘要〕 应用伦理学的程序共识论者根本否认应用伦理学提供伦理专门知识的可能性，但西方伦理学家认为，应用伦理学可提供关于道德推理的专门知识，应用伦理学家可通过伦理委员会等制度化的机构而发挥专家的作用。但应用伦理学 更重要的作用在于通过哲学反思和社会批判而昭示一种正当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 应用伦理学 伦理知识 生活之道 　　〔中图分类号〕 B8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07)04??0010??05 　　 　　现代知识探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越分越细、越来越专门化，每个专门领域的专家只固守一个狭窄领域，越钻越深，越钻越细，以便发现越来越精确的知识。专家们提供的知识越精确，越有利于人们解决特定的实际问题。在生活世界中，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依赖于专家，例如，建筑依赖于建筑专家，治病依赖于医学专家，每个专门领域的专家都是该领域的权威，人们信任专家，愿意听从专家的指示。但在伦理道德方面完全不是这样，似乎没有人需要伦理学家（或哲学家）去指导她(他)的人生。西方启蒙以来，个人独立和思想自由已逐渐成为 普世价值，在西方世界，思想自由还是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依康德之见，只要有足够的勇气，任何人都可以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理性，从而都可以摆脱自己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人之“共同理性”有望像哲学家一样达到正确的道德判断［１］，即非哲学家也能像哲学家一样达到正确的道德判断。所以，人人都可以为自己做主，人人都有其自主性。既然人人都是自主的，所以，个人不需要听从任何“道德权威”的指示。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 甘绍平教授认为，伦理学家（不管是理论伦理学家，还是应用伦理学家），在道德选择和价 值判断上一点儿也不比普通公民高明，应用伦理学不能提供什么专门道德（或伦理）知识，而只能为达成道德共识提供一个论辩或交流平台，它须探讨一套交流和论辩程序。不妨称甘教授关于应用伦理学的观点为程序共识论。这种观点当然会得到很多开明学者的赞同，因为它与儒家“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观点针锋相对，而与西方启蒙的平等、民主思想一脉相承。但笔者一直感到不解的是，既然伦理学（理论的或应用的）不提供任何专门伦理知识，伦理学家在道德、价值思想方面一点儿也不比非伦理学家（包括清洁工人、建筑工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高明，那么伦理学还有何用？程序共识论者的回答是，为道德辩论提供一个平台，以便使公民们达成道德共识，从而便于制定法律和公共政策。但政府、非政府组织、媒体等都可以很好地发挥这样的作用，何劳应用伦理学多事？坚持认为应用伦理 学不提供专门伦理知识，就会将应用伦理学置于这样一种尴尬境地。本文将尝试着探讨如何摆脱这样的尴尬境地。 　　 　　一 　　 　　戴尔（Tim Dare）在《应用伦理学的挑战》一文中论述过“伦理专门知识”（ethical expertise）问题，他认为，“伦理专门知识”这一观念设定伦理学是承认专门知识的，并承认某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此类知识［2］。实际上，许多西方哲学家和甘绍平教授一样怀疑或干脆否认存在什么伦理专门知识，这既与西方启蒙传统有关，也与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对伦理学知识的否定有关。维特根斯坦在一次关于伦理学的演讲中说：“在我关于伦理学演讲的最后，我以第一人称说话。我相信那是相当本质性的。在这里什么也无法建立。我只能作为为自己说话的一个人出现。”［3］维特根斯坦的意思应该是，根本不可能建立什么伦理学知识体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应用伦理学，无意于建立统一的伦理知识体系，但它直面现代生活的道德困境和危机，不再固守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疆界，而直接对妇女是否有堕胎的权利、不可治愈的痛苦病人是否可安乐死等问题给出判断。如贝耶茨（Kurt Bayertz）所说的，“虽然伦理学总是应对着社会问题（如一般哲学那样），但其应对方式大多是抽象且间接的。传统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区别就在于后者直接探讨社会问题”［1］(37)。这便或强或弱地设定了伦理专门知识的观念。于是有人指责应用伦理学家的努力是不合法的（illegitimate）［2］(27)，这时应用伦理学的最好退路似乎是我国程序共识论的立场。但当代西方伦理学家没有让应用伦理学退却到只为道德辩论提供一个中立平台的地步，他们中有人在着力论证，应用伦理学可以提供某种伦理专门知识。 　　戴尔认为，伦理专门知识是由伦理推理（ethical reasoning??①）专门知识构成的［2］(27)。以下是戴尔关于伦理推理和伦理专门知识的简要论述。 　　因为伦理专门知识由关于推理形式的专门知识构成，所以伦理专家（ethical experts）须精通推理。他们必须能够合乎逻辑地推理，避免谬误和矛盾，澄清和分析概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