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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和超常管理费用相关性研究 　　摘要：在现代经济制度中，采用相对完善的薪酬制度对公司员工进行激励已经成为了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在会计实中，为了避免高额的双重税费，企业通常将本应支付给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转化为业务招待费、在职消费等名目由公司予以报销，并计入企业的管理费用中予以税前扣除，使得管理费用的一部分成为了企业高管的“隐形薪酬”。然而，在“国八条禁令”颁布以后，各级政府机关及国有企业对于业务招待等管理费用的限制加强，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高管薪酬制度的调整。 　　为了探究高管薪酬的诸多影响因素，本文建立相应模型试图寻找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竭力为我国反腐倡廉的风气建设和公司治理制度优化做出一定理论贡献。 　　关键词：内部控制 高管薪酬 超常管理费用 国家政策 　　自21世纪起，上市公司陆续在年报中公布该公司的高管薪酬，可是往往会将部分高管福利隐藏在管理费用中，以业务招待费、在职消费等形式列示在报表中。将高管薪酬“隐形化”对于个人与企业都有着足够吸引力：因为高管薪酬需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交纳个人所得税，所以为了逃避高额的个人税款，高管宁愿从职工福利这一部分得到自己的薪酬。而企业不得在税前扣除个人薪酬，若是转化为管理费用则可以减少企业所缴纳的税款。因此避免高额的双重税费成为了企业纳税筹划的动机之一，进而成为了企业将显性高管薪酬转化为隐形高管薪酬的动力。 　　2012年2月13日，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国资委四部联合印发了《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财企[2012]15号），这一规定要求高管薪酬应向职工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出台，并要求国企参照执行。此番着重管制之下，许多国企不得已对管理费用、在职消费进行管控与调整。 　　由此可见，在中国经济发展趋于稳定，GDP保持增长势头但是增长速度逐步放缓的“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不论是对高管隐形薪酬的研究，还是对国家政策之于公司治理的影响的研究，都具有战略性的重大意义。中国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公司制企业中的典型代表，具有其独有的特点：国有企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国有性”，具体表现为其所有权中由国家所投资的部分，即国有股所占比例；其次就是企业所受国家监控和管制的程度要远远大于一般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作为国家资源的受托者，一方面管理政治关联企业，将会与政府构建政治联系，使得其拥有巨大的权利租金空间；另一方面，一旦国家政策有所改变，首先做出反应的也往往是国有企业。基于此番考虑，本文将高管薪酬的研究建立在对国有企业的实证分析之上。 　　一、研究假设 　　管理费用是指企业或其它组织机构为管理和组织生产经营提供各项支援性服务而发生的费用，是期间费用的一种，包括由纳税人统一负担的总部经费，其中包含有管理人员工资薪酬、职工福利费、业务招待费、差旅费、办公费、折旧费等。在诸多管理费用的明细科目之中职工福利、差旅费、业务招待费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隐藏自己“隐形薪酬”的主要科目，这种隐藏手段主要是将对高层管理人员发放的高额甚至超额的福利、高额甚至超额的在职消费与企业正常的管理费用加总后登入报表中，这使得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不能通过按照规定公开的财务报表中看出高层管理人员的“隐形薪酬”。 　　基于代理理论等一系列分析可以得出，除了企业业绩、公司规模、所有权结构以外企业的超常管理费用存在有对高管薪酬影响的可能性，这种影响极有可能在我国国有企业中表现的更为显著，并且在2012年年末之后这种影响可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此，本文将研究高管薪酬的诸多影响因素，其中着重研究超常管理费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以及我国国有企业中超常管理费用近几年对高管薪酬产生影响的变化。因为超常管理费用往往作为隐匿高管薪酬的作用，会一定程度上减少报表中公开的高管薪酬，而在2012年年末之后，管理费用减少有可能将会使得披露的高管薪酬增加。根据此种看法，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高管薪酬与超常管理费用、国有股比例呈现负相关关系，与企业业绩、公司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 　　二、 实证检验 　　（一）变量定义 　　企业高管是指总公司管理层中的主要人员，为了削减模型中数据的异方差性，特将前三名薪酬的总额取对数作为高管现金薪酬的变量；同理，对规模大小也选取对数来削弱异方差；对于企业业绩，笔者采用广为使用的ROE作为衡量业绩的工具，成为模型中衡量企业经营成果的重要变量；对于超常管理费用，笔者借鉴刘慧凤对超常管理费用的设置，将管理费用与资产总额的比值作为管理费用的衡量标准，通过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消除不同规模企业所造成的管理费用的差异，同时用这个比值减去行业平均水平，可以得到每个企业超出行业需求所支付的管理费用。对国有企业影响较大的国有化程度，笔者适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