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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町人文化和诗经研究 　　[摘要] 江户时代由町人（生活于城堡附近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兴起的主流文化思潮对日本《诗经》学有重大影响。江户前期的《诗》学独尊“朱传”，理论创新的源动力严重乏力。町人文化崛起之后，情势大变，新见迭出。以人情《诗》学为契机，不仅涌现出大量新《诗》著、新观点、新派别，而且促成了日本《诗》学自觉时代的全面到来，开辟出一个崭新的《诗》学时代。 　　[关键词] 江户时代；町人文化；日本；《诗经》；人情 　　[中图分类号] G0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085―04 　　一 　　影响江户时代思想界、学术界最巨大的力量无过于町人文化的崛起，影响江户中后期近二百年《诗》学研究的力量，也无过于町人文化的盛行。赵德宇先生谈及江户文化对近现代文化影响时，首先提到的就是町人文化，“在这些传统文化中，町人文化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所谓町人文化，他还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至元禄时代（1688-1703）町人阶层的经济实力显著增长，使日本社会出现了追求人生享受的奢侈之风，显示出向往人性自然的生活意识，从而生成了代表町人阶层的町人文化。”[1]也就是本文即将探讨的町人文化。江户前期的《诗》风，受明代前期的《诗经》研究，及朱子学被奉为官学的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暴露出唯《朱传》是从的单一死板的弊病。这些《诗》著虽为日人所作，却鲜能看到他们自己独到的理解，毫无生气可言。从现存不多的江户前期的几部《诗》著看得清清楚楚。代表官方经学发展形态的林恕的《诗经私考》如此，来自地方教育机构的松永昌易的《头注诗经集注》、中村惕斋的《笔记诗集传》亦复如此。正如江户末期汉学家仁井田好古所言，“明氏科举之制，于《诗》独取朱一家，著为攻令，于是天下无复他学。此风延及皇国，毛、郑虽存，皆存而不讲，古义湮晦莫甚于此。”[2]此种《诗》风一直延续到元禄以来由町人阶层的崛起带来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转型，才发生了根本的改观。以古义学派的创始人伊藤仁斋的《诗》学观为端倪，之后涌现出一大批极具个性特色的《诗经》著述，促成了日本民族特色的《诗》学的最终形成。据日本学者江口尚纯先生统计，江户时期《诗经》著述近500种，[3]是《四库全书》与《续修四库全书》所收诗类总和的近四倍。且大部分著作产生在元禄以后。所以说江户时代町人文化的风行是影响江户中后期《诗》学研究最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二 　　町人文化的崛起源自于町人阶层社会地位的抬升。1603年，德川家康在征服了日本各地的割据势力之后，迫使天皇封其大将军职，并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日本历史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江户时代。刚刚经受战争洗礼的日本民众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江户前期的日本社会相对稳定。然而元禄以后，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商品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导致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市民阶层的增多。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町人阶层，迫切要求改变其在幕府初期士农工商身份等级制度中的卑微地位，“它体现了某一阶层或团体对现有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不满。”[4]在得到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后，町人成为事实上的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弄潮儿。社会风气也由此悄然发生变化，初期建立在朱子学伦理道德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为商业社会的利益优先原则所取代。山县大贰在《柳子新论》中痛斥道：“当今之时，士气大衰，内无廉耻之心，外无匡救之助。上废天职，下误人事。蚩蚩与商贾争利，妨农伤工，残害以称威；饱食暖衣，安逸以称德。日食其粟，日用其器，不知所以报之。骄奢成俗，身贫家乏，秩禄不赡，而仰给于商贾，假而不还，争论并起。……且大商之于富也，居货万计，奴婢十数。家室器用，锦绣珠玉，皆我所不足，而彼则有余。是以封君俯首，敬如父兄。先王之所命爵位安在哉？德义之教辍矣”[5]又说：“民之在闾巷也，善鬻者富，善耕者饥。视之先王之典，岂不异乎？且其为吏者，不学无术，唯知钱货可贵，而见利废义。则商贾之权，上侮王公，下凌朝士。使工如奴隶，视农如藏获，厚生之道亡矣。”[5]造成这种“德义之教辍矣”、“厚生之道亡矣”的社会现象产生的文化生态，正是町人文化的兴起。由町人创造的町人文化确立了其在社会主流文化思潮中的主导地位。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1期张小敏：日本江户町人文化与《诗经》研究 同样受世俗文化的影响，生存于社会底层的广大文人阶层，从物质生活到价值观念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元禄、享保年间，纯粹的经学研究不足以维持儒生基本的生活需要。为生活所迫，他们或结交豪门望族，或替他人写作汉诗文，或参与古董的鉴定和买卖，以获取资助或利润。龙草庐就曾为人作诗文，赚取稿费。根据稿费的多少决定诗文的好坏和长短。皆川淇园是有名的大儒，常有人请他作诗、画画、写字，他根据出资的多少决定篇幅的长短和质量。江村北海教授汉诗或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