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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网络关系治理和银行风险承担 　　摘 要：管理层是各种社会关系的集合。蕴含社会资本的管理层关系网络必然影响银行风险。本文首次从社会网络视角考察了管理层网络与银行风险的关系，证实了管理层网络能够抑制银行风险。此外，本文推进了社会网络理论与银行治理理论的融合，并为监管当局对管理层行为尤其是董事兼任现象的监督和银行决策层是否建立网络联结提供了理论借鉴。 　　关键词：管理层网络；程度中心度；限制度；银行风险承担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9-0015-05 　　一、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重新审视银行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在整个金融体系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存在（高度）关联性的条件下，风险的“负外部性”和“传染性”使得单个银行风险可以演变为局部金融风险甚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社会网络是否影响单个金融机构风险、影响程度及作用机理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薪酬激励、并购决策、融资决策以及公司绩效等方面产生显著影响，因为社会网络中单个行动者的偏好和行为极易受其他行动者“决策外部性”的影响。与此相似，作为社会网络表现之一的金融机构间管理层网络必然对单个金融机构风险进而对系统性风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管理层网络的存在使不同银行行为在银行体系产生或正或负的“放大效应”，从而影响银行间风险传染的广度、深度和强度。 　　本文的主要贡献为：（1）在理论推演方面，本文试图将社会网络理论引入银行治理框架，进一步完善和深化银行治理理论。（2）在实证分析方面，首次从管理层的角度构建关系网络，从中心度和结构洞角度测算网络节点位置，进而增加了社会网络研究的深度。（3）在实践方面，为监管当局制定管理层兼任数量限制、监督管理层行为提供了借鉴，为决策层是否建立银行间关系网络、选聘管理层人员提供了依据。 　　二、文献综述 　　管理层与风险承担方面，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银行董事会被认为是风险管理的关键部分。在董事会规模方面，已有研究对于董事会规模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尚未统一。杰森（Jensen，1993）认为，虽规模较小的董事会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凝聚力、较少的沟通和协作成本以及较少的股东“搭便车”问题的优点，但在规模较大的董事会中单个董事获取信息的便利性和监督能力较低，CEO总会找到较易控制的董事。同时，董事会规模和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其与绩效的内生性关系成为研究焦点（何马林和魏思柏，1988）。考虑到董事会内生性问题，现有文献多从性别、年龄及兼职等个人特征着手分析。性别方面，女性董事不仅能够为董事会决策提供不同的建议从而提高董事会有效性（泽拉库维奇和比利莫里亚，2004），女性董事还会减少董事之间的个人冲突、消除男性董事缺席会议问题（亚当斯和费雷，2009）。年龄方面，传统观点和诸多实证研究表明风险承担动机或行为与个体年龄呈反向关系（格拉布尔等，2009）。兼职方面，“繁忙假设”认为繁忙董事因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不利于发挥充分监督作用，如费克和施维达萨尼（Fich和Shivdasani，2006）；“声誉假设”认为兼职可以增加监督、管理经验和扩充人脉进而提升个人声誉，如法马和杰森（Fama和Jensen，1983）、佩里和派伊尔（Perry和 Peyer，2005）。相比于一般公司，仅有伊丽莎白和海蒂斯（Elizabeth和Hatice，2012）基于银行样本进行分析，并且他们发现繁忙董事会增加银行风险。已有研究虽针对管理层规模、结构及个人特征分析其与风险承担的关系，但忽视了管理层个人的“社会人”特征，这就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动机。 　　管理层网络与公司治理的研究方面，管理层网络作为一种人际网络嵌入公司网络，对公司由潜在资源向可用资源的转化产生决定作用。总体而言，管理层网络主要通过吸收和协调等作用影响公司行为。在理论和技术层面，现有管理层网络主要涉及公司内部网络（董监高的联结网络）和公司外部网络（主要包括互惠连锁网络、公司间高管的联结网络）。公司内部网络主要涉及CEO与董事之间因校缘、乡缘、业缘以及业余活动等建立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网络（佛拉克斯和泰特，2012），权力较大的CEO同样倾向雇佣与其存在较多关联的“朋友”担任董事，进而可能损害公司价值。对于公司外部网络，互惠连锁网络主要是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连锁董事网络研究，哈洛克（Hallock，1997）首次检验了董事互惠连锁对CEO薪酬的影响，大卫等（David等，2005）在扩大样本和董事网络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连锁董事对CEO薪酬的影响，二者关系由前者的微弱影响变为显著正向影响；公司间高管的联结网络主要涉及不同公司间管理层建立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网络，科恩等（Cohen等，2008、2010）分别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