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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能力识别企业绩效和股权赋予 　　[摘要]在缺乏成熟经理市场的环境中，如何筛选管理层是现有研究有所涉及但没有正面阐述的一个问题，也是转轨国家的国有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在1974年斯宾赛(Spence)的基础上构建一个随机的signaling博弈模型，以一定的绩效指标要求作为股权赋予的前提条件，由此可以证明：面对具有一定挑战性的绩效指标要求，低能力的管理层将选择退出，高能力的管理层则会选择进入，从而实现了两者的分离，进而政府可以以此为基本的指标对管理层进行筛选。基于这个模型提出的“逆序收购”模式，能够甄别出管理层收购的目的是效率提升还是财富转移，从而将意在转移国有企业财富的管理层排除出去，突破中国管理层收购的管制困境。 　　[关键词]管理层能力　随机signaling博弈模型　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魏建(1969一)，男，山东省博兴市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资本市场研究。 　　谢志平(1963―)，男，湖南省祁阳市人，山东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一般均衡理论、经济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1-0077-08 　　 　　一、引言 　　 　　现有文献对于管理层持股(MBO)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主张：相关论和无关论。相关论的代表者是詹森(Jensen)。他和麦克林(Meek―ling)。他们在1976年指出，随着管理层所有权的上升，偏离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会下降，也就是说，管理层持股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改善企业业绩。这就是利益趋同假说(convergence-of-interest hypothesis)，认为管理层也拥有剩余索取权会使得股东与管理者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法马(Fama)和詹森1983年再次提出，如果管理层的持股比例过高，就可能控制董事会从而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形成企业并购壁垒，降低了控制权市场对管理层的约束力度，这就是筑围假说(en-trenchment hypothesis)。随后，有大量实证文献证明了上述两个假说。莫克(Morek)、歇雷弗(Shleifer)和维西里(Vishny)1988年利用1980年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发现，当董事会持股在0％―5％范围内上升时，托宾Q值随之上升；在5％―25％区间内，托宾Q值随董事会持股比例的上升而下降；在大于25％的因间内，托宾Q值又随董事会持股比例的上升而上升。默克耐尔(Mc―Connell)和塞尔瓦伊斯(Servaes)1990年利用1976年和1986年的数据证明了莫克、歇雷弗和维西里的观点，同样发现托宾Q值与内部人所有权之间呈曲线关系。 　　无关论的代表者是德姆塞茨(Demsetz)。他在1983年认为，公司的所有权结构是反映股东影响及股票市场交易影响的决策的内生结果，不管是分散还是集中，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只受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影响，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系统的相关关系。大量实证研究支持了德姆塞茨的主张。德姆塞茨和莱恩(Lehn)在1985年发现，管理层股权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艾格瓦(Agawal)和克诺柏(Knoeber)1996年发现，当把除管理层持股外的其他公司治理机制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到公司绩效的回归方程时，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消失了。罗德勒(Loderer)和马丁(Maitin)于1997年以及科尔(Cho)于1998年使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得出了同样的结果。无关论的文献都主张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决定了管理层持股安排，而不是管理层持股决定和影响了企业价值。这在将股权作为一种薪酬措施时体现得更加明显。科勒(Kole)1994年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公司业绩看好、价值上升时，管理层更偏好权益报酬，更倾向于获得股权激励，并且研究也已经表明，管理层持股的决定与公司的成长性、投资机会、会计收益的信息含量等公司特征有密切关系(SmithWatts，1992；Craver，1993；Himmelberg，1999)。 　　因此，无关论强调股权激励是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认为管理层持股体现的是对管理层的奖励，是管理层报酬的一种形式。而有关论强调的是通过赋予管理层一定的股权以降低两权分离导致的代理成本，认为管理层持股体现的是激励。但这实际上是两个前后承继的环节。当管理层有着提升绩效的成绩时给予股权奖励，股权的赋予同时又激励着管理层在下一期创造更好的业绩。那么不论是将股权赋予看作是奖励还是激励，都必须解决三个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一是给予哪些管理层以股权，即如何选择管理层?二是如何给予股权，即依据什么、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赋予股权?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