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运思和方法.docVIP

知识分子运思和方法 　　 近２０年以来，伴随着各种问题的产生，大陆知识界的讨论风气已经形成。不仅涉及的名目纷繁复杂，而且讨论的声势规模都颇为壮大。这表明知识分子的自觉――经过２０年的学术训练和现代知识分子意识的修复与培育，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与参与意识、对问题反应的敏捷、介入问题的深度和解决问题的决心与热情，都到了鼓舞人心的程度。但是，与之相伴又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很多时候，争论乍起，风起于青萍之末，马上变得沸沸扬扬，但争论过后，又状如秋风扫落叶，冷冷清清。过程突出，结果茫然，所讨论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观念，概难留下真正的积累性成果。 　　 在这一思虑之中来看殷海光上世纪６０年代的遗著《中国文化的展望》在大陆的出版，应引起相当的注意。而从读者的反映来看，该书在一个月内印刷两次，已足资证明殷海光思想的“热销”。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在“思”与“行”两个方面执著推行自由主义的殷海光作为纯然的知识分子的个人魅力；二是，由中西文化碰撞开始的“展望中国文化”这一“常说常新”的问题，带给生活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希望与焦虑中的大陆知识界的刺激；三是，从勉力提倡“知识分子责任”的思想家的言意之中，发现怎样做知识分子的方法。而这一点，正是应该予以特别重视的地方。 　　 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在对中国文化进行前瞻性设想的同时，时刻贯穿着对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源于殷海光对百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问题讨论中经常性的无效、失效，或目标与现实偏离、思想与价值乖违这一问题的深度忧虑，引起他对知识分子运思方式的极大关注。在殷海光看来，是诸多的运思盲点和过程的混乱导致了这一情况，特别是思维、认知的片面与匮乏，功利心态，学术训练的“速成班”方式，以及讨论过程中的“文学”情绪和把思想论坛变为“擂台”的“尚武”精神，使事关重大的文化讨论在最后只“幻构成美丽的文化织锦”。 　　 因此，面对问题型和功利型这一中国文化讨论的特殊语境，殷海光表现出对逻辑经验论的相当重视就不是偶然的。与那种从理论和研究思路出发去寻找问题的学院式路径相比，从所面对的峻急、尖锐的问题着手，更能反映殷海光这一代学人对时代提出问题的回应。因此，对晚清以来持不同主张的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的反思，就成为殷海光的一个情结。引起殷海光焦虑的是中国社会从否定封建专制出发寻找现代化的结果是另一种专制性质的体制，这种蓝图与实景的反差嘲弄了知识分子的诸多努力。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是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碰撞的过敏性反应：一方面是大厦倾覆、文化失根的恐惧，一方面是方舟驰来、生灵有救的惊喜，使知识分子把中西文化的碰撞看成二元对举的东西。它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华夏中心主义，一是全盘西化。前一种情况从晚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２０年代的科玄论战到３０年代的《十教授宣言》形成一条走势，再经过１９４３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意识形态化，最终形成了３０余年台湾的专制政治现实。后一种情况在彻底反传统的冲动中形成两个大的潮流：一是胡适以渐进改良的方式横移英美自由主义全面替代中国现实，一是陈独秀企望以政治革命的方式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结果并不理想，胡适的理想只形成不能燎原的微星小火，陈独秀则为政治实践付出沉重的代价，也使他们在生命的晚岁遭受寂寞和横议；一个去国离乡，一个客死小城。在殷海光看来，胡、陈的运思典型地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较为普遍的思维、行动方式：一是，即使在理念上承认、主张思想自由――如陈独秀在给吴虞的信中也申言“窃以无论何种学说，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但在运思的过程中仍然不能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因而学理上申言自由、宽容，而事实上无法自由、宽容；二是，为功利目的所驱动，无法展开必要的反思活动，因而不能形成真正的洞见，如胡适１９２６年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力倡全盘西化以救中国的颓势，却忽视“一战”与巴黎和会暴露出的西方的危机，足以造成思想的迷雾；三是，由前两种情况导出一种过激的心态，以为新旧破立判若黑白，以为新旧只在破立两端，而真正需要注意的新旧之间复杂多层的关联往往被抹掉或忽视。这反映了知识分子为情况所迫，对知识、思想的选用常为救急所决定，不论是多研究些问题，还是大言些主义，都不脱救世良药在此一服的激越心态和毕其功于一役的英雄情怀。然而殷海光在除开上述表层现象外，还发现产生这种情况最深刻的根源是知识分子认知力的匮乏，也就是他们潜意识里的世界构架仍然是中国／西方两极，没有认识到工业化后西方的扩张乃是一个延续至今的全球性问题，在掠夺和欺凌的暴行中也提供了世界文化融合的契机，产生出现代化的各种思想观念、典章制度的资源，不仅打开了具体的现代图景，也提供了丰富的现代知识背景。这种认知的获得将使知识分子免除过分的焦虑带来的过激的情绪反应，更有价值的是它可以使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