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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论和增强学校德育实效性之思考 　　摘 要：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个基本命题，“知行合一”论具有内在的德育意蕴，对于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增强当代学校德育的实效性，具有独特的价值。 　　关键词： 知行合一 德育 实效 　　王阳明是宋明理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儒学大师之一，其心学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后的第二年即1509年，提出了“知行合一”论。“知行合一”论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既是对朱熹“知先行后”观点的否定，又是王阳明“心即理”说在知行问题上的逻辑延伸，亦是其心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行合一”论既是为学用功之方，又是去人欲存天理为圣之功，其宗旨在于反对空言，提倡力行。“知行合一”论不仅仅是认识论命题，更具有内在的德育意义。 　　一、王阳明“知行合一”论提出的目的 　　知行关系一直是理学家们讨论的重要话题，程颐有强调知先于行的倾向，朱熹则完善了程颐的思想，提出了完整的知行观。朱熹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所谓行重知轻、知行相须，以先明义理、格物致知在先、践履在后为先决条件的。由于在概念上和表述上把知与行分作了两截，强调知先行后，割裂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因此容易导致在实践中有所偏重，出现只行不知或只知不行的现象。到明朝中叶，许多崇信朱学的知识分子在为学功夫上都注重向外格物穷理，突出道德认知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对本心的涵养，对道德实践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再加上科举考试和辞章之学的影响，使得社会上出现了较多只重道德认知，而不重道德践履的知而不行的现象。 　　王阳明认为朱熹“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因。他认为，由于宋儒知先行后、知行分离思想的误导，今人却将知行分做两件去做，势必在理论上失却“知行本体”，在实践中造成严重错误：一方面，他们认为只有先知了，才能践行，于是先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等到知得真了，才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①。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把知行分作两截，“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②。从而使恶念萌发，导致行有不善。王阳明认为，为了纠正社会上对儒家伦理知行分离、知而不行的问题，必须倡导“知行合一”。 　　王阳明之所以倡导“知行合一”，就是针砭时症、补偏救弊，让那些只知不行的人把儒家伦理付诸实践。也是为了“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③，做一个从内到外完全符合儒家伦理的人。这是王阳明一再强调“知行合一”的目的所在，亦是他的“立言宗旨”。他对学生讲，在“知行合一”问题上，首先必须知他的“立言宗旨”，“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无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④。他把“知行合一”说成是对症的药。 　　王阳明在很多时候都强调，理解他的思想首先应该明白他的“立言宗旨”，例如有人问“心即理”之说，他答道，诸君要识得我的立言宗旨。换言之，他的许多思想命题，都是针对当时的学术问题和社会弊病而提出的补偏救弊之方，是有其现实实效的，需要学者切实用功、躬行践履。他的“知行合一”论就体现了这种重视功夫实践的倾向。这一思想倾向也体现在王阳明的其他思想命题中。实际上，在王阳明看来，无论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还是“致良知”，关键不是如何理解这些命题的字面文意，而在于切实用功实践，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可见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论，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知行关系的理论问题，更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学术问题和社会弊病，尤其是道德领域里存在的知行脱节问题。 　　二、“知行合一”论的理论内涵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虽然是针对当时的学术问题和社会弊病而提出的补偏救弊之方，但是在他看来，知行本来就是合一的。他说：“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⑤他把知行本来合一的状态称作知行本体。所谓本体，就是本然体段或本来状态的意思。知行本体就是知行的本来状态。王阳明认为，知行的本来状态就是合一的，“知行合一”就是知行的本体。为了形象地说明“知行合一”的本然状态，他援用了《大学》所提到的好好色、恶恶臭的现象，他说：“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⑥这就是说，喜欢美色，憎恶臭气，是天赋的不需要学习的“良知良能”。当人看到美色时，已经同时具有喜爱的情感和意念；闻到恶臭时，已经同时存在憎恶的情感和意念。这种情感和意念既是“知”又是“行”。知好色与好好色、知恶臭与恶恶臭是同时进行的。“知”和“行”，认识和实践不能截然割裂，知与行是合一的、不可分的。能认识儒家伦理道德就是行的开始，行动上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