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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文化翻译和翻译现代化 　　内容提要：近二十年来，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翻译理论被陆续引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翻译学界对翻译研究方向的讨论。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究竟应该放在文本的“语言转换”还是“文化翻译”理论的研究上是该讨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当前影响中国翻译研究的西方主要翻译理论来解析翻译语言研究与翻译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并就两者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语言转换文化翻译文化转向现代化 　　作者陈小莺，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杭州310028)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但凡涉及翻译理论的讨论。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鲁迅的“宁信而不达”观点，还是钱钟书向往的翻译最高境界“化”，翻译理论关注的重点始终是源语文本向目的语文本翻译转换过程中的语言选择问题。最近二十年，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翻译理论被陆续引入中国。其中最主要的如：奈达(Nida)的“动态对等论”、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异化与抵抗策略论”、伊万?左哈(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和以德里达(Derrida)、福柯(Foucault)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等。这些理论对中国的文化界和翻译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学者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发展方向的思考与讨论。相关的刊物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文化翻译”的研究文章，对文本的语言研究有被弱化的趋势。中国的翻译研究应该坚持应用翻译理论研究，还是应该从文本的“语言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翻译”研究，或称翻译的纯理论研究?这两种观念哪种更现代化?这不仅是一个涉及中国翻译研究发展方向的重要价值取向问题，也是中国翻译界争而未决的话题之一。 　　 　　中国翻译界权威们的观点 　　 　　在2003年《外语与外语教学》第一期与2004年《中国翻译》第一期上，笔者分别读到了两位中国翻译界权威的有关文章――《谈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与《论译学观念现代化》。前者认为：“中国翻译学主要应该研究应用翻译学”，“中国学派认为纯理论只能说明问题，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不能起指导作用，这是翻译理论的次要部分。”“西方理论家最多只能解决西方语文之间的翻译问题”，中国翻译界的当务之急是“克服自己不如人的心理，用实践来检验一切理论。”(许渊冲，2003)后者认为，要求翻译理论对译著的质量负责，翻译的纯理论对翻译的实践有用是“幼稚可笑”的。在举例中，他把翻译的纯理论比作“建筑学教授”，把翻译实践比作“泥瓦匠”与“小木匠”，并认为要求翻译的纯理论对翻译实践直接有用就像小木匠要求建筑学教授刨木板，泥水匠要求建筑学教授漆墙一样荒谬。该作者指出，当前西方学界更为关注的是从文化层面上审视翻译，“翻译研究正在演变为一种文化研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界的一道最新景观”。(谢天振，2004)涉及应用型翻译，该作者在《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一文中指出，翻译实践的讨论只适用于初译者和外语学习者。而对翻译界来说，“从现在起应该跳出狭隘的单纯的语言转换层面上的研究，而更多地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谢天振，2001) 　　据此，我对许文的理解是：中国目前的翻译理论来源于实践。我国翻译工作者在翻译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是“全世界最高的翻译理论”，我们今后的翻译理论研究应坚持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研究方向。我对谢文的理解是：翻译实践理论要解决的是文本翻译“怎么译”的问题，此问题对西方来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已基本解决了。对中国而言．最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已基本解决”。翻译现代化包含了两个范畴：其一，借鉴西方国家在文化及翻译领域的最新经验，翻译研究应从文本的语言翻译研究转向翻译的文化研究；其二，翻译研究并非翻译专业人员的专利，要加强翻译纯理论专业人才的培养。翻译的纯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并非一定要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文将针对以上的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 　　 　　影响中国翻译界的西方思想 　　 　　关注当前中国刊物上刊登的翻译研究文章，我们会发现影响当今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方向的西方哲学文化思想主要有以德里达(Derrida)为代表的解构主义(deeon-struction)，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翻译理念与策略，伊万?左哈(Even-Zohar)多元系统论以及后殖民主义等等。 　　解构主义源于海德格尔的解构哲学概念，是德里达针对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即其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建立的哲学流派。目的是质疑真理，颠覆二元对立的传统哲学概念，为建立多元宽容开放的社会哲学文化体制提供理论依据。德里达在他的著作与演讲里经常通过翻译研究讨论解构主义，因此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