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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和晚清社会转型研究 　　[摘要] 湘军肇兴以宗法关系为身份依据，成为解读晚清社会转型的一个初始密码和历史样本。晚清社会结构的军功阶层由社会边缘进入中心、地方绅权扩张、渐进式制度博弈、满汉认同中的满蒙特权与汉族意识成为湘军体系背景下晚清社会转型的历史镜像。由此，传统的宗法“自然共同体”开始被政治利益共同体所取代，成为左右晚清政治变化的重要变量。 　　[关键词] 湘军；宗法文化；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 K25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5）06―0047―04 　　关于晚清湘军史的研究，湘军的宗法性与晚清制度渐变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焦点，是因为晚清社会转型的内生性逻辑与之密切关联。晚清变局中的政治权威陷落与社会离心丛生迫切需要对晚清的社会转型做一番宏观检视，其中以湘军为历史和逻辑起点且渐次增强的宗法性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形成了保守主义文化与近代社会开放相碰撞的特殊历史场景。用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来套解晚清社会转型未免是削足适履，从湘军的宗法性这一特殊视角就晚清社会转型作一番特定界面的论说，更具有中国历史语境和内在逻辑性。 　　一社会结构：军功阶层由边缘进入中心 　　从传统的国家治理意义上说，军功阶层进入社会中心是战争期或内乱时的特殊需要。晚清朝廷对于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团练勇营化的默许也是因循镇压白莲教旧例而最终在朝廷经制军事基本瓦解后不得不倚之为重的临时性选择。这表明晚清朝廷的统治体系开始失灵，统治权威开始式微。而以书生领山农的湘军组织因叙功而保举出任地方大吏，地方治理遂成军政合一之势，瓦解了传统的地方职官分权制约体制，为晚清草根阶层崛起提供了一次历史性机遇，军功阶层进入社会结构中心。 　　中国传统社会是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军人阶层处于社会结构的边缘之外。这一次序安排体现了传统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逻辑。晚清的政治危机使得湘军为代表的新的军人阶层获得了优先发展的空间。费正清先生指出：“由于军人社会角色的变化，使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改观，在原有的儒生――农民――手艺人――商人范畴之外，军人有了新的社会地位。”[1]（P608）“士”是“四民之首”，占据中心社会位置，是社会集聚的基础。湘军是“士”（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与底层民众基于共同利益和宗法关系建立的特殊组织，呈现出亚文化圈的表现情态，缺乏广泛社会意义上的宗教情怀。在战争洗礼后，“士”的身份部分转化为军功阶层，兼具“士”和“军功阶层”的双重身份意义。由此，晚清军功阶层的兴起使得军人阶层开始由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社会政治能量的最大控制者。因其缺乏正式组织制度约束，以宗法关系为身份基因，一度左右地方军政事务，使文官制度逐步被武人政治所取代，背离了传统的政治治理模式。这种宗法性在淮军体系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湘淮体系借此推动着晚清的社会转型。可以说，宗法性与军事化成为晚清社会转型中的两个重要推手，为民国时期地方军事化色彩进行了历史铺垫，是理解晚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要逻辑线索，有助于深入探讨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地方政治演进轨迹。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6期朱耀斌：湘军与晚清社会转型研究 　　这种转型因缺乏一个比较成熟的市民阶层而不会产生一条自然转型的路径。湘军作为一个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组织，以地域主义为边界，精英阶层和底层之间在价值体系上具有断裂性。湘军上层基本上属于“士”的阶层，具有家国情怀和“澄清天下”的价值认知，而以农民和中小地主为主体的湘军中下层草根阶层更多地出于土地兼并和商业凋敝后选择了投军的道路，试图通过从军的方式谋求经济状况的改善。太平天国对于放弃经营湖南的错误战略也为底层民众投身湘系提供了可能。湘军体系的保荐制度与“官职私授”原则使得地方社会精英把投军入仕作为飞黄腾达的快车道。一俟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除，进入传统正式体系的道路被封闭，传统士绅摇身一变而成军功阶层。这种带有宗法利益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实现了自身身份的转换，本质上是一次阶层流动，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起点，造成了五位一体阶层之间的对流，使传统的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发生了变化。从个体意义上说，湘军肇兴使军人的社会地位飙升，使兵与四民之间的对流成为可能，对于底层社会民众和中小地主不啻是一个晋身之阶。从政治意义上说，军功阶层的崛起消解了王权的制度边界。晚清乃至民国时期的政治都鲜明地烙下了军事化色彩，皆起因于湘军军功阶层肇兴。这势必造成整个社会对于政治和军事藕生性权力的偏执而忽视了洋务运动在科技发展与创新上的追求，且与甲午海战失败后军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上升交互推促，为军事独裁的政治倾向埋下了历史伏笔。 　　二地方治理：绅权扩张 　　伴随着社会结构变动的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权力重组。地方绅权作为嵌入社会结构变动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