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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师生关系建设研究和实践案例分析 　　2010年9月14日，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撰文指出高校师生关系渐行渐远。2013年9月25日，《光明日报》报道了一系列高校师生关系紧张的事件。例如：“广东某高校新生开学接到自杀免责书”。可见，中国教育界虽然认识到应重拾亲密的师生关系，然而情势的发展不容乐观。那么，如何重塑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应秉持的师生之道？为此，本论文通过分析美国在构建积极型高校师生关系方面的科研与实践案例，为我国相关改革提供服务。 　　 　　美国高校师生关系建设：研究案例分析 　　 　　美国高校师生关系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1970年，佩里(William Perry)提出大学生认知发展理论，指出只有教育者支持并鼓励学生时，学习行为才会发生。此外，评价师生关系是否积极的标准在于教师是在“教内容”，还是在“教学生”。以此为基础，后续研究不断深化。其中，可以总结出两种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的主要领域―师生关系变动性研究和以专业划分的师生关系重要性研究。 　　第一类研究旨在对师生关系的改变程度及其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关于积极型师生关系的重要性，已有研究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最令人警醒的是师生关系不仅发挥作用，而且属决定性影响”。然而，有些根本性问题仍然未得到回答。例如：师生关系在单位时间内（如一个学年等）的变化程度有多大？这些改变是否都会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动机产生影响？如果不是，那么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师生关系中的哪些因素？此外，既有研究所总结的师生关系建设“上游要素(upstream factors)”都是准确的吗？针对上述问题，哈佛大学葛贝持(Hunter Gehlbach)等人在2011年完成了一项补白研究。该项目主要包括师生关系评价、学生产出评价和潜在的师生关系“上游”因素评价等3个部分。突破点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问卷设计，尤其是分级标准等方面。研究将“教师”置于与“学生”同等重要的位置。葛贝持教授认为师生关系评价不应局限于学生的反应。因此，师生作为权重对等的研究对象所回答的问题及衡量分级都是一致的。此外，每次学生们只评价一位教师；同样地，教师们一次只评价一位学生。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学生产出的变化，该研究提出了“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和“努力(effort)”两个评价指标。前者包括五个评价内容，依据2008年的成果。后者则属本研究创新部分，评价内容也是五项。问题主要包括“你在这门课付出多少努力?”等。值得一提的是在衡量影响师生关系的要素方面，该研究借鉴了社会学方法。 　　在第二类研究中，针对理工科学生与教师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实际上，美国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仍然普遍认同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STEM）等学科的师生关系就应该是“寒冷”，甚至“不友好”的。以物理和化学等专业的第一节课为例：教师们会要求学生环顾教室并指出自己认为中途会遭淘汰的同学，以此树立一种高标准和高压力的教学文化。因为，如果想成为优秀的科学家，唯有勤奋。然而，过分强调“严师出高徒”给青年学子造成了心理负担。2006年～2008年的多项调查显示，STEM的学生毕业率不足50%。面对社会对理工科人才的迫切需要，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开始关注如何调整传统师生文化理念。代表性研究案例主要包括：沃特（Christina Vogt）的定量分析表明，“师生关系距离会降低学生的自我效能、学术自信和平均成绩；相反地，融合性师生关系对于自我效能会产生积极作用并极大地影响学生的努力度与思辨能力”。其他研究总结了科学的师生关系应具备的要素。在管理者方面，首先，学校要建立本科生导师制以帮助教师加深对学生的了解，更好地鼓励学生。导师制培养出的高年级学生可作为助手帮助新生。其次，学校要开展本科生研究项目，提供立项资助或研究实习机会，目的不仅在于组织学生，而且更是希望学生能够体会以所学报效社会的成就感。在教学者方面，教师应具备的职业素养首先是性格气质，不仅要愿意与学生交流，而且对教学充满热情。其次，要严谨地对待各个教学环节，要学习课堂管理和教学机制等方面的成果。 　　综上所述，美国高等教育师生关系研究验证了积极型师生关系的引领者是教师。因此，教师必须热爱生活和工作。这也包括对教学研究等看似非自身专业的各类成果怀有学习兴趣。随着时代的变化，教师不能再“一言堂”，而是成为学生的好帮手、合作者与智库。对于主管部门和学校来说，要为师生关系建设提供完善的保障体系。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在于细致和贴心。例如：美国部分高校在进行教改时，会具体到帮助遴选助教并进行培训以及提供各类手册。 　　 　　美国高校师生关系建设：实践案例分析 　　 　　在各类实践中，针对“优等生”和“问题学生(troubled students)”的案例比较具有代表性。有必要指出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