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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和黑中于连形象浅析 　　内容摘要：无数读者对司汤达笔下《红与黑》中主人公于连有着深刻印象，他有雄心，但书中更多强调野心；他有反抗意识，但在具体环境中他又必须妥协来自立；他真诚正直，却又得表现虚伪去融入环境；他自卑，却用自尊来掩饰。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充分体现了“人”这一天使与魔鬼的两面性。于连不仅代表了在复辟时期法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代表了整个人类，表现了人类共有的奋斗与生命体验，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和艺术魅力。 　　关键词：红与黑 于连 矛盾 人性 魅力 　　司汤达是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以高超的心理分析技巧、敏锐的政治头脑以及娴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我们留下了一笔文学遗产——《红与黑》，向我们展示了作者对人类生存与奋斗的深沉思考。 　　作品《红与黑》的一个重要成就在于塑造了主人公于连·索海尔这一艺术典型，通过这一人物的经历揭示了法国大革命过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命运。而对于连形象的界定与研究一直以来是众说纷纭，不同时期的不同读者对他的解读可谓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于连·索海尔”。 　　谭鼎莎2010年在《文学教育》上发表《试论〈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一文，作者认为“根据作者对于连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状态的描写，分析于连的感情与心理的细微变化，从而得出于连是一个自卑与自尊、虚伪与真诚并具有反抗性与妥协性等性格的矛盾统一体”。[1]当然这也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与看法。 　　于连出身于木匠家庭，地位地下，常受人歧视，即使在家里也经常受到父亲和哥哥的打骂。但由于他从小就跟随一位外科医生，在他那里，于连学到很多知识，表现出自己的聪明智慧，同时受到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影响，确立了自己的平民反抗意识与平等意识。而他生活的年代却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这是一个一切都由地位和财富决定的年代。因此社会地位低下的他决心出人头地，跻身上流社会。可以说他是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者的典型。 　　出身低微的他希望自己可以像在拿破仑时代那些出人头地的平民一样，通过个人奋斗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复辟时代，想出人头地就只有做教父,于是他勤读《圣经》，研究神学。这是他的雄心壮志、他的追求，我们不能否认的。他的雄心与其他下层人民的碌碌无为、随遇而安相比，更值得我们尊敬，因为在那样一个讲求地位和财富的年代，他至少还有理想、还有抱负。但有时过份强调自己的雄心壮志就变成了野心勃勃，这是他性格矛盾的一个方面。在小说十五章，作者也写到于连“隐藏着一颗百折不饶、不计一切代价也要出人头地的野心”。[2]同时小说第十八章中，于连自己承认自己身上的野心，“他（谢朗神父）所说的‘隐隐燃烧着的热情’，正是我想出人头地的野心”。[3] 　　正如谭鼎莎所说，“由于于连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仇视作为复辟势力的贵族阶级和维护贵族特权的等级制度，厌恶和仇恨上流社会”。[4]他鄙视市长的贪婪与吝啬，敢于抗议市长的训斥与蔑视。在华勒诺先生家里，“处处闻到一股不义之财的气息”。[5]于连最后在法庭上所阐发的言论也是对上流社会的一种对抗，以死来反抗社会。当然为了当上教父、为了进入上流社会、为了成功，他又必须与当时的贵族、教会周旋。在这一过程中，他又表现妥协的一面。当个人欲望得到满足或部分满足时，他就会妥协。“尽管他十分厌恶瓦尔诺，但当瓦尔诺离开时，他为自己的父亲谋到了瓦尔诺留下的贫民收容所的肥缺”；[6]在德·摩尔侯爵府，被授予一枚勋章就发誓要为这个政府办事，为反动派传递信息，沦为帮凶。这些都是他妥协的一面。 　　于连是真诚、正直的。虽然也有着虚伪的一面，但我觉得那是他为了实现抱负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不能算是于连本身的性格。于连对待德·瑞纳夫人的孩子是真诚的、在谢朗神父离开时的表现是真诚的、对德·瑞纳夫人的爱最后也归于真诚；在华勒诺先生的家里时对收容所里乞丐的同情是正直的；最后于连也以真诚对待情人、朋友、甚至是仇人。但他为了成功，在德·雷纳市长家，明明崇拜拿破仑却必须表现得仇视他；在贝藏松神学院这个到处是伪善的地方，于连必须以伪善对付伪善，“他（于连）在神学院里看到的东西过于黑暗”，因此他“屡想装假”并且“必须习惯这种谈话”。[7]因此虚伪并不是于连想要的，只是在那些充满虚伪的环境里，要想融入环境中就必须带着虚伪的面具。 　　于连的自尊在小说中可谓是比比皆是。但德·雷纳夫人要给于连给几个金币买衣服时，于连说“我人穷志不短”，[8]因而没有接受。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当别人以蔑视的眼光看他，他就要和别人决斗。小说中还有其它很多处直接写道于连自尊心很强。在我看来，于连的自尊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强烈的自卑心理，他不想让那些贵族瞧不起他、蔑视他。社会地位的差距、父兄的打骂等等让于连从小就开始自卑。在德·雷纳市长家门口时，于连就不由自主地胆怯起来。在与德·雷纳夫人和玛蒂尔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