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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关系研究述评 　　摘 要：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主题，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罗伯特?达尔、塞缪尔?亨廷顿等西方著名学者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过研究，本文通过介绍这些权威研究成果，以期能对二者关系有更为清晰、准确的认识。 　　关键词：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第三波民主浪潮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4-0025-02 　　在当今这个愈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是两个谈论甚多的话题，而且在一般意义上，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经济愈发展则政治民主化也就愈发展，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政治民主化程度也就越低，南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发展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进程也会促进或阻碍经济的发展，印裔学者阿玛蒂亚?森是这方面研究的权威，他主张民主政治有利于经济的发展[1]231。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学者有关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关系研究成果的介绍，就经济发展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和作用做一粗浅分析，以期能发掘出一套适合南太平洋岛国地区经济成长与民主政治同步、协调发展的方案。 　　一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最早关注到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由此也就成为最早对这一关系进行系统论述的政治理论家。早在1959年，李普塞特就在其经典著作《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探讨了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并认为经济发展的状况与民主政治有密切的相关性。他指出：“一个国家越富裕，他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人们一直以为，只有在富裕社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上的公民较少的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政治，要么导致多数暴政。”[2]27 　　为了具体验证这一论点，李普塞特使用了各种经济发展指数――财富、城市化和教育，对欧洲和拉丁美洲已被分类为不同民主程度的国家，计算了各种指数的平均值和变化范围（见表1、2、3，资料来源：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上述三个指数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教育指数跟民主化的关系。教育对民主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它能开阔人的视野，使人们能理解宽容的必要性，阻止人们皈依极端主义学说，提高人们在选举时做出合理选择的能力。 　　二 　　在李普塞特之后，又有很多学者关注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就是其中之一。在代表作《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一书中，达尔指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各种尺度大都是密切相关的。如在一项对一百多个国家和殖民地的研究中，达尔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其他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如两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人口中的百分比（相关性为0.71）、成年人的识字率（0.80）、人口中高等教育的在册人数比例（0.58）、没钱人中收音机的拥有量（0.85）和每个居民医院病床床位数（0.77）。这些变量与其他指标――如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的百分比、人口中的工薪收入者的百分比以及健康和大众传媒，一起构成了一组随经济发展水平而变化的变量集合。基于此，达尔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比较贫穷或比较富裕，那么，其贫穷与富裕除了显示人均收入之外还显示了其他高度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我们就可以说这些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3]74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达尔进一步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把上述国家分为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传统原始社会、传统文明社会、转型社会、工业革命社会、高消费大众社会，并研究指出，在这五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实行多头政治的国家的比例呈现出如下的趋势：最穷国家占0%，次穷国家占7%，次富国家占36%，最富国家占100%。显然，在处于经济发展的两个最发达的阶段上（工业革命社会和高消费大众社会）的国家当中，包容性的多头政体的比例大大高于三个较不发达阶段的国家，后一类国家中占优势地位的是独裁威权政体。 　　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包容性多头政体之间的关系，达尔指出：“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越高，其政体就越有可能是包容性的或近似的多头政体；如果政体是多头政体，他就越可能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不是较低的国家。”[3]76 　　三 　　除了罗伯特?达尔，以提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文明的冲突论”而闻名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对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将相关的研究成果以《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为题出版。 　　对于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亨廷顿指出：“经济发展与民主和民主化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