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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管理哲学比较的研究 　　摘要：中西管理哲学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隶属于不同的文化源流，因而本身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本文从分析管理哲学的内涵入手，详细比较了中西管理哲学的差异。并且在文章最后提出了中西管理哲学必将慢慢走向融合的趋势。 　　关键词：管理哲学 比较 融合 　　 　　一、引言 　　任何的管理实践、管理理论必定以一定的世界观为基础。不同的管理哲学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管理风格，把管理的本质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管理学界开始掀起对管理哲学的研究热情。人们开始以哲学的视角来研究管理，管理学家们开始探索在具体的管理活动背后指导管理活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曾经有人说过，“如果说20世纪是管理科学的世纪，那么21世纪必将是管理哲学的世纪”。 　　管理哲学的产生缘于管理科学的发展、组织的复杂化及管理与哲学内在的关联性，但它又不同于管理科学。管理哲学是对组织中的各种活动因素、构成因素的哲学分析，它以组织--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军事组织等为载体，但它又决不是这些组织的专门化管理，或者说它不是囿于某一类组织之中。它是对存在于一切组织中的管理活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哲学思考，包括价值问题、伦理问题、人际关系问题、认识问题、管理问题、思维方式问题等，是哲学理论在管理活动中的应用。 　　 　　二、中西管理哲学比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界管理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西方崇尚个性、重视自我能力和创造性的价值观念与中国儒学传统管理哲学又一次碰撞。西方的管理哲学和中国管理哲学隶属不同的管理渊源，因而有很大的不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将会对管理理论的本土化以及丰富管理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中西管理哲学中，对“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管理中的主体是人， “管理人员究竟如何看待他们的职工决定了组织的有效性程度，管理人员对人的本性的假设左右着管理人员的行为”[1]。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不同，导致其管理理论、管理活动的重点也不同。中国对人性的研究由来已久，春秋战国事情的诸子百家基本上有很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对人性的基本看法。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基本上展示了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两大渊源。孟子曰，“人皆有四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由四心可以诱发出仁、义、礼、智四项美德。荀子主张人性恶，他认为人生而有好利、嫉恶之心，耳目声色之欲。若听任欲望的自由发展，不加节制，则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虽然孟子和荀子的人性假设截然不同，但是其理论还是有殊路同归，都是要一定的手段达到人的善心、善德。儒家“人性善”的人性观念产生出了“民本”的原则，“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虽然与现代人本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别，却为人本主义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西方管理哲学中对人性的看法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认识到“人是政治的动物” ，揭示了西方管理史上的“政治人”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美国的泰罗和德国的韦伯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结束了以往以经验管理的自发状态，使管理成为人的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但是，科学管理提出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单纯的追求利益的动物，金钱是人们一切活动的动机。这就扼杀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庸。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管理者逐渐意识到，工人并非纯粹的“经济人”，除了经济的需要以外，还有精神和交往的需要，“社会人”假设应运而生。随着对管理的核心要素人的研究进一步的深入，管理学界又提出了“自我实现人”假设和“复杂人”假设等人性假设理论。各种不同的人性假设，代表着西方不同的管理理论时期对管理的认识。应该说这些理论的提出对丰富管理理论，指导管理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无论是哪种人性假设，都没有突破西方的管理中的对人的“工具理性”思维，组织中的人是为组织创造利润的资源。利润是组织的目的，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二）中国有“和为贵”的管理理念，西方则重视个人能力，崇尚个性和差异。 　　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是历来主张“和”。孔子的弟子冉有有句名言：“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维护等级、贵贱的“礼”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和”。继孔子之后，孟子也倡导“和”。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天地人三要素中，孟子最重“人和”。孟子认为，“得到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民心的背向作为战争胜负和政治成败的关键，就是“人和”思想在军事、政治学上的应用。中国人的“和”的管理哲学观念，体现着组织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团队精神，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维护组织的稳定方面有着不可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