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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研究述评 　　摘要：职业可能自我是近十年来国外职业心理学的热门研究主题，与个体的职业生涯规划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对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研究有助于该群体清晰地认识自身职业定位，激发其职业成就动机。职业可能自我可划分为职业希望自我、职业预期自我与职业恐惧自我三个维度，对其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问卷调查法、Q分类法与访谈法。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与文化背景、家庭环境、年龄、性别等人口学变量有关。未来需要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系统考察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本土化问题，并借助深度访谈法弥补量化研究存在的缺陷。 　　关键词：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职业生涯规划；叙事心理学；深度访谈 　　一、引言 　　近几年来，中国高校毕业生持续面临着就业难问题。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预计727万，比2013年激增近29万人，各地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不高，甚至又被各界冠以“史上更难就业年”。大学生为何“就业难”？ “考研热”“考公热”又为何在当下中国的大学生群体中持续升温？大学生就业难到底是“无业可就”还是“有业不就”？ 　　近年来的众多国内调查研究显示，大多数大学生对自己将来要从事的职业认识不清，不知道自己希望做什么、预期能够做什么以及害怕做什么。他们盲目地跟随他人或被动地服从家人意愿去考研、考公，这造成几百个人“哄抢”一个事业编制，而某些基层工作岗位或新兴职业却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1]。引导大学生正确地看待求职与就业，有效地认识自己究竟可以胜任何种职业，这就涉及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work possible selves）的发展。顺利发展职业可能自我将有利于大学生尽快摆脱迷茫期，作出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与职业决策，加速其社会化进程。本文尝试介绍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内涵、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指出该领域研究存在的问题，并作出展望。 　　二、可能自我概述 　　Markus和Nurius将个体基于未来的自我定义为可能自我（possible selves），可能自我通常形成作为视觉的表象或认知表征的未来情境中的自我。它与个体的潜能和未来有关，并指向未来，包含个体对过去和未来自我的表征。Markus和Nurius最初研究就选择了大学生群体作为对象，考察其关于自我概念中可能性的角色，从而形成一个自我的可能性的问卷[2]。 　　按照积极与消极的维度，可能自我可以被分成三个主要的横向维度，包括：个体想要成为的理想自我（希望自我）、可能成为的自我（预期自我）和害怕成为的自我（恐惧自我）。希望成为的可能自我包括成功的、创造性的、富有的、清瘦的或被人赏识的自我；害怕成为的可能自我包括一事无成的、孤独的、沮丧的、失业的或被人轻视的自我。拥有一个渴望达成的自我（例如未来有一份好的工作），会促使人产生动力去追求；反之，害怕或不渴望的自我（例如未来的我因游手好闲而被关进监狱），也会促使人有动力去控制自己的行为[3]。除了横向结构，可能自我还具有时间的纵向结构，即包含对过去自我、现在自我和未来自我的表征。Hart等认为“在时间上，现在自我向前和向后进行投射，能够产生过去自我和将来自我”[4]。个体依据过去自我形成现在自我，并依据现在自我想象未来自我。也就是说，现在自我反映过去自我，同时产生未来 　　自我。 　　此外，Markus和 Kitayama指出，文化和自我两者都是动态的。文化是动态的，表现在社会文化观念、做法、惯例、文化产物、人工产品、经济和生态因素是随着时间持续被创造、积累和改变的。自我是动态的，表现在它随着所植根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改变而改变[5]。每一个体均在参与各种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时构建着自我，职业可能自我也不例外。McConnell提出的“多元自我维度框架”（The Multiple Self-Aspects Framework）理论也认为，任何一个自我概念都必须是“依赖于情境的自我”[6]。例如，我国学者杨国枢和陆洛的研究发现，台湾大学生的可能自我呈现典型的关系依赖特征，而区别于西方大学生的独立特征[7]。也有研究发现，个体的认知模式（例如归因方式）可能影响希望可能自我和恐惧可能自我的样貌，例如，认为“成功源自努力”的大学生比那些认为“成功是全凭运气”的大学生更坚持不懈，并拥有较多的执行力[8]。 　　综合上述特征，Oyserman和 Fryberg提出了“平衡的可能自我”（balanced possible selves）概念，并认为平衡的可能自我包含当个体追求正向自我认同目标时，也同时能意识到那些不愿遇到之结果。这样的平衡得以维持达成积极的可能自我的动机，并且避免消极的可能自我[8]。 　　三、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相关研究 　　（一）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含义和结构 　　职业可能自我（occupa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