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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农村如何的研究 　　《乡村社会关键词》（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以下简称《关键词》）是贺雪峰先生的新作，该书是一本农村调查随笔汇编，它延续了作者在《新乡土中国》中的写作风格：“简洁却细致，深入却不深奥”[1]，通过具象地对2000年以来中国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的“素描”，以此来展现中国农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若以文章内容和写作时间而言，“本书可以看作《新乡土中国》的续篇”[2]但对作者而言，长期农村调查所积累起来的厚重经验和学术灵感并不只是简单对乡村巨变的再现，《关键词》对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理解更加深刻，在调查方法上也更加成熟。如果说《新乡土中国》还只是从经济社会层面描述乡村治理和村庄秩序的话，那么《关键词》则透过农村家庭理性化和农民信仰缺失看到了农民观念及由此而来的意义系统的变化；如果说《新乡土中国》还只是静态的对观察乡村社会的话，那么《关键词》则在方法上纳入了时间和空间概念，不仅注重深度个案调查，而且注重区域比较。可以说，《关键词》在学术理论和研究旨趣上都有不小的超越，它和《新乡土中国》一起不仅为我们较为完整地观察和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切口，而且表达了作者学术生命的推进和强烈的学术志向。这份饱含经验情绪的、真实且厚重的调查随笔集深深触动我们的不仅仅是巨变农村的丰富有趣，还有对中国农村向何处去的忧思与焦虑。相比较而言，笔者更关注《关键词》在研究进路和理论思考上的进步，以下主要从这两方面进行阐述。 　　 　　一、什么农村 　　 　　无论谁研究中国农村，都抹不开费孝通和他的《乡土中国》。《乡土中国》以费孝通之前农村调查所形成的经验质感和收集的资料为基础，以艺术的方式抽象出一些概念，尝试着回答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形态，书中提炼出的“差序格局”“长老统治”等概念至今仍被人们不断引用，以至于一些学者将《乡土中国》作为传统社会的蓝本，费孝通的“乡土逻辑”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3]。在如何继承和发扬费孝通的学术遗产上，贺雪峰做了比较深入的思考，他所在的团队于2002年提出“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4]，试图以这三点共识来形成一套有主体性和有解释力的农村研究。在贺雪峰看来，当前中国农村研究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本土和外来的关系方面不够成功。一方面，学界过于注重历史研究，而忽视现实的田野研究，另一方面，我们在引进西方大量优秀学术成果的同时有意无意地用中国经验验证西方理论[5]，使得中国研究的主体性和整体性丧失。由此推之，中国农村研究就必须有国情意识和主位意识，凸显经验，让经验生活自己展开。注重经验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巨变的中国，以此来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服务。 　　20世纪后半叶，一方面经过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分田到户、税费改革等政治变革，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强力渗透，乡土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迁，尤其是最近十年，现代性的全面侵入正在使中国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农民的价值体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农村巨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村庄社会结构之变、家庭结构之变、农民价值系统之变。 　　农民收入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是农业收入，二是打工收入，在“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种植面积下，要完成家庭再生产就必须外出打工。一定意义上讲，正是打工收入的增长保证了农民收入的增长，维持了他们生活方式的尊严体面，由于家庭经济收入和人口再生产越来越远离农村，使得农民的生活方式更加外向和城市化。在外打工农民的技术不同、年龄不同、胆识不同、机遇不同，获得收入的差别也相应不同，由此造成农村经济社会分化。经济社会分化对农村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影响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家庭关系，而且影响农民自我实现，使农民变得越来越理性化。经济社会分化造成新的村庄经济社会分层和权威等级结构，村庄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传统的人情互惠往来变得越来越功利化，那种长期共处所形成的“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生活伦理趋于消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货币化、利益化，因经济分化所形成的攀比和竞争不断的淘汰挤压部分人的生活空间，使得一些村民遭排斥和受气，村庄生活越来越冷漠和死寂。 　　家庭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个生产消费单位，而且是自我实现单位，“家庭是普通中国人的全部希望，是中国人的宗教”[6]。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造虽然对农村家庭结构产生一定影响，但并未冲垮家庭，也使得家庭伦理和个体价值体系受到的冲击不大。分田到户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对家庭的冲击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它使得传统的父子轴地位下降，夫妻轴地位上升；另一方面，它使农民的价值实现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家庭关系越来越理性化。代际关系交换的失衡，传统的传宗接代、延续生命意义的生育观在淡化，夫妻伦理的错位，使我们看到丧葬仪式上跳脱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