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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的经验 　　如何评价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如何更好地进行下去?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贪污腐败、信用缺失等社会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吗?可以通过继续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吗?中国在百年多的现代化历程中，取得了哪些成就，哪些事情上做对了?中国目前有哪些挑战和问题?如何平衡中国自己的传统特色与世界文明的融合?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经济失衡、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并如何解决?中国该如何发展市场经济?中国需要怎样的思想市场?对中国未来的建议是什么? 　　针对以上的一系列问题，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荣休讲座教授罗纳德?科斯(Rona Jd H.Coase)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和全球研究学院助理教授王宁先生特别联合撰写了《什么是中国经验》一文，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诚恳的建议。年12月29日，产权理论创始人。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199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为美国芝力哥大学法学院荣休讲座教授，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 　　王宁：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和全球研究学院助理教授、浙江大学科嘶中心国际主任。《How china Bearm e c ap ihst》一书已于2012年3月在英国出版，4月起在美国上市。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大事。亿万中国农民籍此摆脱了极度贫困，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从激进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一个古老的人类文明从此走上复兴之路。中国市场改革的经验也启发全球其他国家拥抱市场经济，积极地领悟并探索市场的仁慈和创造力。而且，这个非同寻常的经济大转型完全出人意料。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在短短的30年问，中国这个世界上贫穷落后，与世隔离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将自己改造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国家。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下。而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把中国建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书中，我们试图解释这个大转型的来龙去脉。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放弃了阶级斗争，把精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他们当时对市场经济的了解颇为有限，而且他们有限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此前轰轰烈烈的政策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中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双双大倒退。中国不仅把自己孤立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之外，而且也切断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精神依托。除社会主义之外，中国对其他道路知之甚少，唯有从社会主义实验的废墟中重建自身。同时，毛泽东的逝世和他的激进主义的破产为“思想解放”创造了空间。在1978年初中国爆发了“真理标准”的大辩论，进一步帮助中国人民摆脱了激进意识形态的束缚。中国实用主义的传统――“实事求是”――也得以复苏。虽然他们手中没有任何绘好的蓝图，但中国领导人胸襟开阔，立志要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拉开了它的序幕。 　　随之而来的中国经济大转型是由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改革共同推动完成的。一个由北京精心策划；其目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得一清二楚，那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由国家主导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因为那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该战略是要“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包含了“放权”和“让利”――改革前，国有企业严格由政府管理，而且必须把他们的所有利润都交给国家。在国家计划的控制之下，自由企业在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存在。可以理解，一心要挽救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把它们的努力放在国有企业身上。 　　另一个改革我们称之为“边缘革命”，它是一系列“草根运动”和地方基层相结合的改革措施。不同于国家主导的改革，其重点是强化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边缘革命”一步步把私有企业和市场带回中国，为中国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当农业单干户还被北京禁止的时候，四川、安徽、贵州和许多其他省份食不果腹的农民已经偷着干了。国家计划外的乡镇企业给农民带来了非农就业岗位；这不仅导致农村工业化，而且还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在改革的前20年，乡镇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高达40％。 　　当家庭农业和乡镇企业在中国农村方兴未艾之时，中国城市也见证了自己的“边缘革命”。毛泽东的去世终结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再教育的运动。数千万知青突然从农村返城，但大多数找不到工作。为了解决这些“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北京被迫允许他们自谋职业。由此，私营经济在城市迅速崛起；国有企业不再垄断中国的城市经济。 　　在“边缘革命”中，经济特区有些特殊。虽然这是广东省地方当局提出的想法，直接由北京拍板，但即使这个特殊的例子也有助于说明其边缘性。当深圳、珠海、汕头和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