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崇对话价值 善用对话的策略.docVIP

尊崇对话价值 善用对话的策略 　　民族国家间在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形态以及全球角色等方面的“差异性”导致沟通障碍、偏差乃至误解，常演化为“文明的冲突”。只有通过“对话”或“理性沟通”，不同民族国家或文化主体才能“超越各自传统和生活形式的基本价值的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这不仅“应当作为国际交往的伦理原则普遍遵守”，也应该是中国故事赢得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的路径选择：以全球化为背景，以社交化为场景，以沟通理性为桥梁，拓宽对话空间，在“双边-多边-全球”的不断升维中开阔境界，探索能够正确解释和解决世界性议题的中国答案。对话性是提升中国故事效能与境界的关键，是“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衔接“自我阐释”与“国际博弈”的中枢与支点。在全球化背景、社交化场景中，在“软实力”“观念政治”“对话新闻学”等理念和理论观照下，讲好中国故事更需要尊崇对话价值、善用对话策略。 　　一、从“自己的事”向“彼此的事”“共同的事”延伸 　　说“自己的事”，是为了获得他者的了解与合作，向他者展示符合其利益和兴趣的“中国机遇”“中国方案”。说“彼此的事”“共同的事”，却是在双边、多边乃至全球语境下的共同话题，例如双方、多方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纠纷调解等。说“自己的事”是基础，而“彼此的事”和“共同的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剧情，多线叙事”，天然地凝聚了共同的利益和旨趣，是拓展中国故事对话性的增量空间，可借此构建“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对话场景。 　　一方面，我们应该挖掘讲述全球故事的战略意义。通过全球故事的讲述，不仅可以实现“自我投射”――如将中国倡导的“命运共同体”“道义感召力”融入全球新闻；亦可以为讲好中国故事创造对话空间――“倘若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看问题，总能找到格局更为开阔的解释和解决方案”“纵然对话未必许诺精致完美的行动方案，但只要对话本身尚可持续，超越的可能性便一直存在”。 　　另一方面，中国故事应着力讲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故事，无论是“亚洲新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等立足地区和全球的新战略、新思想、新倡议，还是APEC北京会议、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会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及“中国梦与亚太梦、欧洲梦、非洲梦、拉美梦交相辉映”的新画卷、新愿景，都体现了新的中国价值；着力讲述在各种“对话场景”中，中国的角色担当，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亚投行“朋友圈”中的普惠和包容，应对热点问题和全球性挑战时的积极作为，皆彰显了中国主张、中国行动，以及“中国梦”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意义。 　　二、从传播力向“讨论力”延伸 　　全球化的深入，加上去中心化的话语权革命，使讲故事已由“议程设置”模式转向“议程构建”模式。传播仅仅是讲故事的起点，进入多元利益主体博弈、多元意见竞争的场域，在对话、讨论、协商中赢得哪怕最低限度的意义共享，才是故事的终点和重点。中国故事的丰富性，不应止步于形式的多样化，而应在意义的多维性和表达的对话性方面做更多努力。 　　故事的意义，是双向建构的产物。“意义是一种对话――永远只能部分地被理解，永远是不平等的交换。”正如“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故事和角色的丰富性和传播力却正源于此。在对话性理论的关照下，中国故事应被看作是一种“多声性”的场所，意义不再是单纯说话者个体的权力，而是由说话者和受众共同建构的一个磋商空间，亦即中国故事的对话性空间，应努力形成与故事中的个体或是潜在的持各种立场的读者之间的对话关系。 　　正如传播学者胡百精所说：对话意味着“说”和“听”同等重要，甚至后者优先于前者；意味着找到真实的“他者”，得遇可感知、可互动的“受众”；意味着对话追求的不单是“传播力”而是“讨论力”，或者说今日的传播力应理解为引发和引领公共讨论的能力，而非“我”的“表达力”，这意味着“我”的表达应是平等、开放、潜蕴协商价值的，足以开辟多元主体介入的讨论空间。 　　故事的对话性空间大小与讲述者对潜在可能考虑的程度成正比。好的故事，应该是基于细分受众精细聆听的言说，是包容各种可能性异质性的“讨论”。“封闭性”“单向度”的故事并不能杜绝意义重构带来的不确定性，反而引起疏离、拒斥乃至对抗性解读；开放性和对话性的融入，却能以“讨论力”开辟故事传播的风口。实践中，“那些封闭的表达即使再稳妥周全――譬如某些政策解读、主题宣传和典型人物报道，也会因其不具备公共讨论的价值而难以唤起关注和参与”。而强调不给负面的、异质的声音提供传播渠道，或者淡化“另一种声音”，其实也是一种误区，在需要“对话”的时候，选择了“独白”，客观性和公信力受到损害。同时异质声音通过别的渠道继续发声，往往形成对冲效应。 　　其实，一则故事文本的客观性并不仅仅取决于事实的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