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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儿童监护热点问题的研究综述 　　摘 要：弱势儿童的监护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学界关注与讨论的热点，具体来说，当前国内学者主要对国内留守儿童、流浪儿童、离异家庭儿童等弱势儿童群体的监护问题以及国家监护制度的构建展开讨论和研究。笔者将对上述热点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详细述评。 　　关键词：未成年人监护；弱势儿童；国家监护 　　一、留守儿童问题与委托监护 　　留守儿童群体近年来受到社会与学界的广泛关注。当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时， 通常将子女交与其他人进行监护， 留守儿童的委托监护由此发生，主包括隔代监护、上代监护以及儿童自己管理自己的无事实监护人。受到委托监护的孩子基本权利多难以保障，未成年人也常因缺乏关爱与正确引导而社会化出现问题。[1]孔东菊认为，由于对委托监护的规定过于简单、监护人资格规定不全面、以及监护人权利义务不对等影响监护效果、监护缺乏监督等原因，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监护存在的问题如临时监护人监护能力欠缺、不能全面履行监护职责、以及监护人缺位等。[2] 　　在对留守儿童的监护问题进行讨论时，学者们的视线集中在我国委托监护制度的问题与完善上。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对流浪未成年人的委托监护做了原则性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马瑞娟认为，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 监护人不能时时处于监护的状态， 法律允许监护人将监护职责委托给第三人， 有利于监护目的的实现。但与委托监护相关的法律规范少且位阶低， 成为监护委托实现其功能的阻碍之一，应将监护委托上升为法律， 增强其规范性和约束力，规范监护人与监护受托人之间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对委托监护中产生的民事责任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委托的见更终止作出详细规定。[3]马玉龙认为，应在充分考虑儿童意愿的情况下，改进完善委托监护制度：明确监护人的消极资格如年老、疾病、不良嗜好等；赋予被委托人拒绝、辞任权及一定的报酬请求权、规范委托监护权的变更与终止，并规范监护委托合同内容（明确监护委托的事项、涉及被监护人人身性质的权利不得委托等）。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建议由乡镇司法部门介入，予以指导、监督。[4] 　　二、流浪儿童监护问题与监护权转移 　　在我国城市中，“流浪儿童”人数众多[5]，这个特殊群体的未成年人生活环境极其恶劣，且常常被不法分子胁迫利用沦为犯罪的工具，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的威胁的同时也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6]法学研究人员和心理学研究人员以及其它相关领域的社会工作者都对“流浪儿童”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肖秀娟[7]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造成儿童流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出现问题导致对儿童的监护缺失，而国家又没有及时给予有效的监护救济。在是否强制救助流浪未成年人的热论中，多数学者建议加强未成年人的监护，让他们获得健康的成长环境，从源头防止其流浪街头的观点得到广泛的支持。“基于社会连带责任思想之社会本位立法，监护事关社会公益，不容单纯以家务私事视之。监护事务要由亲属自治已非其时，继之以公权力干涉乃势所必然”[8]因此，在解决流浪未成年人问题的讨论中，适当情形下的监护权转移及国家监护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同。 　　我国相关法律较为强调法定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以及是否转移监护权方面的意思自治，国家对法定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干预则没有较多体现。[9]胡巍认为，对于流浪未成年人的原有监护人临时行为障碍而导致的无法履行其全部或部分监护保护职责的情形，如不能为被监护人设置法律上的监护承继关系，则会使对被监护人的监护实际上处于一个空白或无人监护的状态，此时监护权的转移 　　成为必然。但在我国，监护权转移制度的不完善阻碍了流浪儿童福利的实现。向辉指出，我国未明确区分亲权与监护权，现有法律中对法人[10]、组织行使监护权的内容规定不够具体，应加强立法，健全儿童福利法律法规，并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进行监护权的强制转移。[11] 　　三、父母离异、单亲家庭未成年人监护 　　针对父母离异后未成年人监护权判定问题，当前我国主要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不改变儿童的生活环境原则、照顾父母利益的原则、注重调解原则等，忽视了对儿童根本利益的保护。[12]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应用于离婚案件中确认子女监护权的归属，已成为大势所趋。我国应以立法的形式将“儿童利益最大原则”纳入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13]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需要法院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张知悦认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更合理的评判：首先，建立社会评价机制，由各级群众基层组织如社区、街道等对离婚双方当事人的品行、与子女的相处模式等做出评价证明，作为法官判定的依据之一；第二，在离婚案件中，由保护儿童利益的有关机构人员出任或由该机构委托律师担任子女代表人，行使代表义务，在父母离婚时维护未成年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