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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新时期战略机遇 创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模式 　　1 国际航运中心内涵 　　现代国际航运中心是指国际航运船舶流、国际航运信息流和国际航运资金流集聚规模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化港口城市（国际航运船舶流中心+国际航运信息流中心+国际航运资金流中心），是港口城市在国际海运服务业竞争中取得成功的标志。[1] 　　1.1 国际航运船舶流中心 　　港口城市的船舶流取决于其海向和陆向腹地的货物流和旅客流。受集疏运经济性制约，国际航运船舶流中心可以分区域同时并存，其在国际航运中心对比中权重较低。国际航运船舶流中心城市的航运基础服务业发达，主要包括装卸、堆存、加工、理货、引航、船舶代理、货运代理、船舶供应、船员劳务、船舶管理、船舶修理、船舶检验等保障船舶客货运输正常运行的基础服务，主要衡量指标为港口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航运基础服务业收入、增加值、就业率等是否位于所在洲前列。① 由于各国港口管理体制、统计方法不同，可用距离核心城区200 km内的港口吞吐量进行比较。[2] 　　1.2 国际航运信息流中心 　　航运信息流取决于港口城市航运机构对外信息的影响力和辐射的信息规模，其典型标志是国际重要航运信息掌控者集聚，主要衡量指标为国际海运相关组织、各级政府海运管理机构、教育培训机构、研发机构、海事咨询、海事仲裁、海运企业总部或分支机构等集聚水平是否位于世界前列。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国际航运相关信息往往可以便捷、经济地传递，具有显著的全球性特点，使国际航运信息流集中度远远高于船舶流，即国际航运信息流中心的数量较船舶流中心要少得多。 　　1.3 国际航运资金流中心 　　航运资金流取决于港口城市金融机构在航运领域的服务规模，主要衡量指标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或称为金融引领城市）地位及提供航运保险、融资、结算等金融服务的规模是否位于世界前列。在经济全球化、贸易及投资自由化和现代信息技术进步的背景下，金融服务遍及全球各个角落，航运资金可以便捷、经济地在世界各国际航运利益相关者之间流动。由于航运业资本密集，涉及融资成本、税收政策等因素，使航运资金流集中度远远高于船舶流甚至信息流，即国际航运资金流中心数量更少，也使其在国际航运中心对比中权重较高。 　　国际航运中心是对城市的定位。区域内大型港口城市功能均可满足国际航运船舶流中心的需要，而国际航运资金流和信息流中心要求城市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文化、语言、教育和交通等环境，因而其也是国际贸易、金融中心和国际化港口宜居城市。 　　2 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与形成模式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和航运的发展演变，国际航运中心逐步形成分别以伦敦、纽约和新加坡为代表的“西欧板块”“北美板块”和“亚洲板块”并立的格局。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模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以英国伦敦港和美国纽约港为代表，依托其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发达的海运业和完整的海运产业链，对世界海运技术发展、标准制定和国际海事相关组织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从而具有很强的话语权，成为全球国际港口宜居城市和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并逐渐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航运中心；二是以新加坡为代表，虽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依托和完整的海运产业链，对世界海运发展贡献（包括重大技术、标准和国际海运组织建设等）也有限，但其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早期在英国统治下就成为国际重要中转港，后沿用英国的法律体系，抓住世界产业、航运要素向亚洲转移的机遇，发挥港口优势，通过制定自由港政策、优惠的航运融资和税收政策，建设成现代国际港口宜居城市和国际金融中心，使航运要素在向亚洲转移背景下实现向新加坡集聚，逐步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日本、韩国和荷兰等国也已充分认识到航运中心的产业聚集和带动作用，在政策制定和区域发展中注重建设区域性的国际航运中心，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3-4] 　　进入新世纪，随着亚太经济，特别是东亚地区及我国经济兴起并进入发展快车道，以国际集装箱运输为主要标志的国际航运船舶流中心已明显转向我国核心港口城市，使其确立了国际航运船舶流中心地位。虽然新加坡、香港、纽约和伦敦等港口的吞吐量地位在全球有所下降，但他们依然是太平洋地区和大西洋地区的国际航运船舶流中心。2012年，伦敦、纽约、新加坡和香港仍然居全球金融中心前4位①，且伦敦依然以其信息发布、金融、交易、海事仲裁和研发培训等在世界航运事务中占有重要地位。 　　3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 　　1995年，国家提出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均采取措施，紧紧抓住需求快速增长、海运市场空前繁荣和“中国因素”的战略机遇期，积极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经过逾10年努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距离国际公认的国际航运中心尚有较大差距。[5] 　　3.1 航运基础服务业 　　3.1.1 成 就 　　切实抓住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