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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三十年述评 　　[摘 要]新时期三十年，古代文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思想解放带来了研究领域的拓展；第二，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和研究价值趋向多元；第三，对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有所探索和发现。当前的古代文论研究面对两个问题，其一是理论还原，其二是理论阐释。 　　 [关键词]古代文论 现代价值 现代转换 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7-0123-06 　　 　　逝者如斯，新时期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30年已成为了一段学术史。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不断走向解放和创新，这一时期的古代文论研究开拓了崭新的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就，是20世纪20－40年代、50－70年代两个时期无法比拟的。 　　 　　一、思想解放与研究领域的拓展 　　 　　新时期之初可以说是一个蓄势待发、拓荒起步的时期。首先，20世纪20-40年代的古代文论研究为新时期提供了基础和参照，这主要体现在“诗文评”资料的整理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上。从1927年陈钟凡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印行，到1934年郭绍虞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到1944年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为后世的文学批评史写作提供了蓝本。其次，50－70年代的古代文论研究受苏联文论的影响而造成停滞，这是学术史上值得反思的一个镜鉴。这一时期，以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为指导，往往给研究对象贴上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内容与形式等二元对立的标签，忽视了文学本身的规律。因而，卸下思想包袱，检讨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反思研究目的和实现价值定位，重新回归学术本位以辨清研究方向，成为了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纠正思想教条化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的过程。1979年第一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研讨会召开，这次大会扭转了长期以来对待古代文论遗产古今、中西对立的态度，把古代文论研究提到了新的日程。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古代文学理论学会，这标志着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的复苏。《文艺理论研究》杂志1980年第3期对“文艺与政治”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发表了丁玲、徐中玉、钱谷融、敏泽、黄药眠、白烨等人的系列文章。徐中玉就文学政治化的弊端进行了反思：“在解放以后, 特别在五七年以后，由于政治上‘左’的东西越来越多, 而且层出不穷, 最后发展到了封建法西斯主义, 实行文化专制”，文学“‘ 为政治服务’，‘ 从属于政治’作为文艺工作的总口号， 作为文艺的唯一任务， 要求一切文艺作品都要反映一定的政治斗争，都要配合一定的政治任务, 理论上显然不合适, 实践证明也非常有害。”[1] 1980年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二次年会召开，这次年会就古代文论的现实主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黄保真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质疑》一文，[2]（P50） 就文艺理论界长期以来把“现实主义”奉为唯一圭臬和永恒规律，以“现实主义”裁剪中国古代文论的做法进行了反思。以对“文艺与政治”问题的检讨为开端，学术界就政治控制文学进而把古代文论简单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反思。走出阶级斗争和“政治工具论”对学术研究的遮蔽，为重新认识文艺的自身规律及其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思想的解放带来了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 　　（一）既有文学批评史著作，更有思想史、门类史著作 　　由黄保真、蔡仲翔和成复旺著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1987），意在对文学理论史编写中极左思想的影响进行反思，开风气之先。而以纯文学和杂文学为纲，论述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这是对文学批评史草创时期郭绍虞、罗根泽的《文学批评史》著作的回归和借鉴。复旦大学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1996），是其中阵容最为强大的一部。该《通史》注重对中国文学批评作综合的探索，对时代背景、文学体类和文学批评家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作了全面的清理。罗宗强主编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代表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撰写的一种新思路。罗宗强认为，文学思想史与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研究目的在于描述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面貌，探讨影响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各种原因，以及对不同的文学思想进行评判。还有门类史的编写，新时期诗学、词学、小说理论、戏曲理论都出版了史著，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逐渐趋于全面和细致。 　　（二）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的另一领域是对专著的校释、考订和对材料分门别类的清理 　　文论专著研究方面，《文心雕龙》的校注和释义成果最丰。20世纪初，《文心雕龙》的系统校勘主要有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1914）和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1929），新时期则有王利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