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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型的研究综述 　　摘 要：县域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本文旨在通过评述90年代至今关于浙江县域经济和都市圈经济的理论，进一步梳理县域经济的发展脉络，尤其是在向都市圈转型中，许多学者对此存在认识上的“行政区划”误区，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县域经济的可能转型之路。 　　关键词：县域经济 都市圈经济 经济空间布局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走出了一条以县域经济为主导，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结合的发展之路。县域模式使浙江经济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同时，关于浙江县域经济的讨论从未停止，研究文献不断涌现。 　　一、浙江县域经济的本质与发展历程 　　目前浙江县域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面临的问题、县域内部竞争力差异和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浙江县域经济研究一开始并没有完整的理论基础，而是遵循“问题――对策”的研究模式。如李强（2002）总结了浙江县域经济的特点，是民营经济、农本经济、特色经济。黄勇（1999）认为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集聚是“块状经济”的典型特征，规模经济有效提高了浙江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王祖强（2000）认为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建设、股份制改革是浙江县域经济特色所在，资源配置得到了优化。何显明（2009）认为浙江城乡收入差距较全国水平更加平衡正是因为县域经济，而“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能够在县域经济基础上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经济转型升级。陈国权（2009）经考察发现，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地方政府创新的推动，扩权改革、财政省管县等一系列体制都是地方政府创新能力的体现。 　　也有学者分析了浙江县域经济内部空间差异的问题：蒋天颖（2014）等采用实证方法，认为浙江省县域经济水平呈现空间集聚态势，浙东北县域经济水平明显高于浙西南；并从区位、基础条件、空间等方面探讨了差异原因和对策。肖旭雨（2014）采用ESDA视角分析县域经济状况，认为县域经济的绝对和相对差异一直在拉大。各位学者对浙江县域经济存在的问题看法比较一致，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暴露了县域经济自身的局限性，县域经济模式无法复制经济增长的辉煌。洪玉（2004）指出，县域间发展水平不均衡，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农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等等都是县域经济模式下的突出问题。胡强（2009）认为县域经济是资源密集型经济，具有不可持续性，会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李金珊（2010）认为，随着要素禀赋结构改变，强县扩权的弊端如分割市场、高端要素难以集聚、产业同构无法升级等开始暴露出来。 　　二、浙江都市圈经济与经济空间结构新布局 　　国外对都市圈的研究要追溯到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57）年提出的大都市带概念，即几个大城市连成一片都市带。但是鉴于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研究大都市群的文献并不多。于洪俊、宁越敏（1983）首次使用“巨大城市带”的概念向国内学者介绍了戈特曼的思想，周一星（1996）提出了都市连绵区的概念，崔功豪（2000）、张京祥（2001）、李国平（2004）等探讨了城市群、都市圈的概念、界定及功能等，类似的研究大量产生。 　　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都市圈经济形成的动力可以归纳为以下：（1）城市群与都市圈经济发展的动因在于追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史晋川、谢瑞平，2003），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2）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聚集是都市圈产业空间结构形成的核心动力，从单中心都市圈到多中心都市圈再到大都市圈的过程就是从产业分工到空间分工再到功能分工的逻辑（王德新，2013）。（3）杨勇（2008）认为，都市圈是城市与区域经济的产物，市场机制是都市圈发展演化的根本动力。 　　?M入新世纪以后，浙江中心城市集聚能力弱、城市结构不合理等越来越突出。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浙江的都市圈经济发展。王祖强（2011）指出，开放型经济和市场化要求浙江经济逐步形成新的空间组织模式，城市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借助都市圈经济这一载体。都市圈和产业布局的构成具有区域性和空间结构性，黄鹏（2012）关注杭州都市圈存在的产业空间布局问题，从博弈论和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政府和企业行为产生的机理，并认为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壁垒是阻碍都市圈要素自由流动、产业呈梯度自由转移和扩散的主要因素。李振波（2017）对宁波都市圈进行了空间范围界定，并定量分析了宁波都市圈的圈层结构和经济联系，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核心圈紧密度低、圈层发展不平衡等。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县域经济下的企业竞争力薄弱，产业小而散面临升级窘境，如何向都市圈经济转型成了难题。 　　三、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型路径 　　大部分学者关于浙江县域经济如何转型的路径有共同点：即通过空间布局升级，使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圈经济，但是他们侧重点不同。如王祖强（2010）从浙江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