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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法涉诉信访法律问题的研究 　　摘要：涉法涉诉信访是指已经由执法或司法机关受理，或者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由于当事人对于执法或司法机关的作为与不作为所提出的申诉和控告未能如愿，转而向上级机关投诉，或者寻求法律程序之外的信访途径。涉法涉诉信访权在理论和实践界存在着强化与弱化（甚至取消）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些分歧直接导致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处理行为的失范。涉法涉诉信访法律机制的完善：（1）确立涉法涉诉信访的程序正义理念；（2）建立涉法涉诉信访流程管理机制；（3）建立涉法涉诉信访责任追究机制。 　　关键词：涉法涉诉；信访；法律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32―0161―02 　　 　　一、涉法涉诉信访概述 　　（一）涉法涉诉信访概念 　　涉法涉诉信访是指已经由执法或司法机关受理，或者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由于当事人对于执法或司法机关的作为与不作为所提出的申诉和控告未能如愿，转而向上级机关投诉，或者寻求法律程序之外的信访途径。 　　（二）涉法涉诉信访的性质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界定涉法涉诉信访的性质：第一，涉法涉诉信访是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这是涉法涉诉信访的基本属性。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可见涉法涉诉信访的方式不论是来信来访还是批评、建议、检举、揭发或者是赴省进京的上访，都符合宪法层面民主权利的规定。第二，涉法涉诉信访主要是当前弱势群体实现其权利救济的有效手段，是一项非司法化的救济方式。目前，我国涉法涉诉信访者多是下岗职工、土地被征用的农民、被拆迁的居民、外来务工人员等。涉法涉诉信访作为一种无奈的控诉，其指向本来就是要讨回被侵害的权利，是一种失去法律依托后的弱者维权行为或者说是“穷人的维权方式”。第三，涉法涉诉信访是一种非程序性的但有效的司法监督启动方式。“在来信来访中，当事人不服各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申诉，是法院发现错判案件的送上门的材料。”[1] 　　二、涉法涉诉信访面临的现实法律误区 　　（一）涉法涉诉信访权利的认知误区 　　1.绝对排斥公民的信访权利。目前，相当部分人排斥信访存在的合理性，有人将信访与人治等同起来，认为信访是与人治相适应的，是与法治国家格格不入的[2]。有人认为，信访或许真是“饮鸩止渴式的权利与制度安排，即属于一种蕴含着客观上引导人们曲折地追求避开正式的诉讼程序而实现权利救济的特殊权利与制度。” [3] 因而，有学者主张弱化甚至取消信访，老百姓可以提意见和建议，把信访视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但一定要把公民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4]。但是，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司法解决纠纷机制应当具有终极的权威。但是，将信访与司法权威绝对对立起来，也不符合目前我国司法制度的现状。 　　2.强化信访纠纷解决的功能。我国目前信访功能，突破了设立信访制度的初衷，将信访的信息反馈功能扩大到纠纷解决功能，如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康晓光认为，信访部门的功能无非两个：信息反馈和解决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谁愿意劳民伤财甚至倾家荡产地来北京。但如果信访部门没有足够的权力解决问题，那就是形同虚设。” [4]更有甚者，主张整合、增强法院信访机构的职能，成立专门受理信访案件的委员会，使涉法涉诉信访向专业化、规范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实行信访机构直管，把目标放在解决问题、救济权利、找出违法行为上，赋予其法定调查权、责令被信访的院、庭作出书面报告权、公开调查报告[5]。倘真如此，则司法的权威也就荡然无存了。强化信访纠纷解决功能，尤其是司法领域的信访案件的处理，必然损害司法权威。诚如周永坤教授所言：目前，强化信访制度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的错误的制度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6]。 　　（二）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处理误区 　　对涉法涉诉信访权利的认知误区，直接导致了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处理误区：既然信访不是法治模式，那么，处理也就不需要法治模式。当前，人民法院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主要存在以下方面问题： 　　1.不依法处理。人民法院及其信访人员没有将信访作为公民表达意愿、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高度看，认为凡是信访者都是刁民。既是刁民，当然可以采取一切制止信访的正当或不正当手段。因而，一些为“政绩”（信访问题是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有些地方明确规定评先评优“进京访”一票否决）而不顾一切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