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明暗”说的研究综述.docVIP

董其昌“明暗”说的研究综述 　　【摘要】 董其昌是晚明著名的文人画家、绘画理论家和美术鉴赏家。他的绘画理论特别是他倡导的“南北宗”论对以后的艺术、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几乎成为以后三百年来绘画的主流，并影响到后人对中国画史的整体把握，至今仍褒贬不一。而对其首倡的“明暗”说也是莫衷一是，本文对此略作述评。 　　【关键词】董其昌明暗说 述评 　　 　　董其昌开启了中国绘画史上的“后现代”主义[1]，其所在的17世纪通常被称为“董其昌世纪”。他不仅是晚明绘画的领袖，而且其“南北宗”思想统治了中国画坛300余年。由于他思想的复杂性致使其绘画理论存在着诸多矛盾，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正反参半。所以，董其昌“成为中国绘画史上最难以正确理解和评价，也最难以真正阐发其历史意义的一位争议性人物。”[2]而对其绘画美学思想的评判自能也是见仁见智，难成定论。 　　一、董其昌及其“明暗”说 　　晚明的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松江华亭人。董祖上虽不乏仕宦出身之辈，但历经几代而后便家道中落，其父“历谋糊口，仍笔耕砚圃之供。”[3]因此，董其昌和众多寒门文士一样，选择学优致仕的科举之途。少时董其昌虽负重名，然其登科之路并不顺畅，而立之年仍奔忙于场屋内外，结局可谓喜忧参半。直至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十五岁的董其昌才进士及第，入选翰林庶吉士，授以编修，。万历二十二年（1594），擢升太子讲官，后却因“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4]此次名义上的升迁迫使董其昌离开翰林院，失去日后晋升的机会。这一调任离京使董心灰意冷。于是他权衡利弊，遂上“乞休疏”以“翰林编修”养病，闲居乡里。“虽时有山东登莱道、河南彰德道、汝州道之推擢，臣皆悬车不赴，家食二十年有余矣。”[5] 　　直到天启二年（1622），六十七岁的董其昌奉召为太常少卿。天启五年（1625），官拜南京礼部尚书。在任仅一年，再上“乞休疏”，离开党祸日炽官场。崇祯四年（1631），七十七岁的董其昌感念圣主知遇之恩，在故里拜接“起故官，掌詹事府事”[6]的诏书。入京，参与编撰《熹庙实录》。崇祯七年（1634），八十岁的董其昌“屡疏乞休，以太子太保致仕还乡”。[7]又二年卒，后追谥文敏。 　　董其昌一生以翰墨自娱，文采风流，其主要画论、书论、题跋后人集结于《画禅室随笔》当中，其中一条题跋曰：“余尝与眉公（陈继儒）论画，画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棱钩角是也，暗者如云横雾塞是也。眉公胸中素具一丘壑，虽草草泼墨，而一种苍老之气，岂落吴下之画师甜俗魔境耶?”[8]在此，董其昌提出“明暗”说这一美学命题。他采取“去明求暗”的立场，“暗”不仅是其一生追求的“浓淡枯润，一任自然，而天趣溢出”的笔墨意趣，也是其批判浙、吴二派末流粗放狂怪与纤媚之陋等恶习的理论依据。对此，我们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二、国内外关于“明暗”说的研究以及得失 　　如果以改革开放为界，大陆的董其昌研究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之前可以上溯到“五四”运动，这期间，国内总体形势是将董其昌的思想置于“摹古主义”、“形式主义”等罪名加以否定和批判。由于研究资料的缺乏以及学术评价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严重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董其昌研究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客观的现象。如徐悲鸿对董其昌的批评较为严厉，“吾尤恨董断送中国画二百余年，罪大恶极”[9]而后，滕固、童书业、启功等人则从不同角度对董其昌的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其“南北宗”不符合历史事实，学者俞剑华提出董其昌 “南北宗论” 的“伪造说”等。但童书业却对董的“明暗”说有了初步的认识，他认为：“董氏所谓的‘明’、‘暗’，是指刻露与浑厚。”这一解释可谓一语中的。[10]到了五、六十年代，由于苏联写实主义的传入和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思想的影响，认为董其昌是恶霸地主，继续被否定和打倒。显然，纵观整个时期，学术上的一片诋毁声掩盖了董其昌画学思想的真正价值。相反，此时的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对董其昌的研究可谓公正而客观，并涉及到了董氏绘画美学中的明暗问题。认为他是“从笔墨技巧上去领会淡，也只是从笔墨技巧中的一家一曲去加以领会，这便与淡的真正意味，相去甚远了。”[11]显然这是一精辟之见。 　　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以后到上世纪末近二十年的时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逐步清除“极左思潮”对文化的负面影响，学术研讨遂呈现良好的氛围。二十年来，关于董其昌研究的论文、专著已经相当可观，在各个方面都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1978年《天津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文章，提出重新评价董其昌。而后，上海《朵云》也陆续发表一批董其昌研究的论文。到了1989年9月，由《朵云》主办，在董其昌的故里举办“董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对董氏的艺术及绘画美学思想的研究不断拓宽加深。直至1992年4月，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