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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单式管理”现代治理的改革重要标志之一 　　摘 要：“清单式管理”是中国政府改革的重要一步，也是从传统统治向现代治理转化的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对于现代城市管理由“突击整治”向“常态管理”转型发展中如何防止“滥权”和“失职”的双重误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清单示管理“的本质是社会管理的法制化，依宪治国首要的是政府的依法行政，必要的限权有利于以“无为”之形而行“有治”之实的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清单式管理 城市管理 依法行政 “无为而治” 　　引子：以“清权、确权、配权、晒权、制权”为核心的“自我革命” 　　自 2013年 11月浙江省实施“三张清单一张网”的政府改革受益良多以来，以“清权、确权、配权、晒权、制权”为核心的“清单式管理”已为大家所热切关注。特别是在 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中国总理李克强开出了三张施政“清单”：政府要拿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给出“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理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该怎么管市场，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同时，李克强还强调，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未有穷期，政府带头自我革命。“清单式管理”就是中国政府改革的重要的一步。 　　“清单式管理”的核心是公开透明、清晰明确、简政放权。公开透明的是权力，清晰明确的是责任，简政放权给社会和市场的是更多的活力和自由探索创新的空间，堪称是一场政府权力的自我革命和社会治理模式改革的重大突破。 　　一、“清单式管理”：从传统统治向现代治理转换的社会管理新模式 　　中国古代社会普遍认为权力来源于“天（神） ”，即“君权神授”的“天赋轮”（皇帝谓“天子”）。中世纪的欧洲君权虽受制于宗教神权，但国家治理主要还是君权至上的君主统治。“主权在民”是启蒙学者对于君权的正面反击，也是对君权神授的挑战。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卢梭等人都是人民主权的拥趸。近代启蒙思想家认为，公民权利是“天赋”的，是不证自明的。马克思在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论断并将其置于唯物史观的坚实基础之上，并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中提出了“人民公仆”的概念。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的各级政府，权力来源具有法律认可的合法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正是基于要实现人民主权下的国家治理从传统的“统治”向基于社会自治基础上的“治理”转换的改革总目标。 　　现代国家的治理面对的是复杂的公共事务，采取的是现代治理的新模式。“清单式管理”的简政放权模式其本质就是还权于民，是中国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成为一条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化的昀新路径，即通过建设依法行政的“小而强”的政府。 　　“负面清单”的出现，即是政府管理市场经济与社会的理念转化，相信市场与社会的能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法治理念和社会管理理念的根本转变，遵循了市民社会管理的基本规律，也是市场经济内在发展需要的体现。从法治层面看，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市场主体的行为，除非法律明确限制，否则都属合法；而行政机关的行为，除非法律明确许可，否则都是非法。这充分彰显了“规范公权、保障私权”的法治理念。 　　“权力清单”的出现，则是约束行政权力与提升治理能力的双重要求。“权力清单”既是规范权力的有益尝试，更是权责匹配、治理能力提升的契机。只有厘清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厘清推行“权力清单”的责任主体，我们才能主动压缩手中的权力，主动增加权力运行所要承担的责任，完成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的转变。任何权力都同时伴以责任。所以，这就必须在推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权力清单”的同时，制定“法定责任必须为”的“责任清单”，从而明确对“不作为”行为进行制裁与追究的相关规定条款。这才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但在同时，我们又要认真审视清楚这一组概念对不同主体的差异对待，谨防其被误读。“法无授权不可为”所针对的是政府所行使的公权，即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经过法律授权；“法无禁止皆可为”是对企业和公民的私权而言，即“法无限制即自由”；而“法定责任必须为”所针对的主体当然是负有服务社会之不可推卸之公职的政府责任而言的，但也可理解为含有对公民须履行法律义务的责任，即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二、从“突击整治”到“常态管理”：“城管”是否也得“转型发展” 　　上海新民晚报连续 20年在夏季开通“夏令热线”。日久见人心，从 1993年到 2014年，这条热线早已被上海市民亲切地称为“贴心热线”，在社会上产生了热烈反响。延续 20多年的“夏令热线”，是联系政府与百姓的桥梁，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管理的一大创新。但这是否也在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下我们的城市管理还存在或大或小的问题？ 　　一直以来，我国城市管理中的滥权行为就不断出现，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