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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当代解释学理论及其思想脉络的探讨 　　20世纪思想的转向,意味着哲学逐渐变成了解释学。20世纪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海德格尔的解释学不是传统的阐释理论,其哲学文本是阐释之阐释,是对我们所邂逅的东西的长久沉思。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不仅源自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而且极大地拓展了海德格尔解释学的关键性纲领,即“语言是存在之家”。20世纪的解释学需要改变对哲学活动的理解,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也许重新遮蔽了理解自身。 　　[关键词]哲学;解释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 　　[中图分类号]B08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7-0057-05 　　李淼(1983―),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苏南京210016) 　　 　　一、对传统西方解释学的追溯 　　 　　西方当代解释学在20世纪期间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转型后,已被描述成“为他者作铺垫”[1](P8)。18世纪以前,这门学说大体说来是把哲学的任务定位为使晦涩的本文走向澄明和返璞归真。解释学不是被看成哲学的助手,就是被看成神学的先导。作为对这一看法提出质疑的第一人,施莱尔马赫明确指出:“〔对解释学的〕论述,通常起源于这样一些胸怀终极目的之人。他们是神学家和法学家。在后者眼中,解释学的主要任务乃是一种超出了真实的言语内容的逻辑阐释。”[2](P229) 　　20世纪思想中的语言转向,意味着哲学逐渐变成了解释学。解释学可被描述为一种具有启迪性的哲学反思模式,它认同误解即文化和历史差异是解释学进行解释的起点。解释学的任务不是去移除这些差异,而是系统地阐述它们,并揭示从另一视角来看成问题的东西。伽达默尔和利科将差异和历史距离,看作是对文本和对有助于或扭曲我们对文本的把握的先入之见的理解的驱动者,而非看作是进行这种解释活动的障碍。不难发现,解释学哲学本质上是深度的历史主义。一切文本和所有对文本的解读本质上都脱离不了一定的历史环境。这就意味着不仅文本是它自身历史世界的产物,而且世界通常如何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问题,必将依照我们所借以感知世界的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事实上,像海德格尔所评价的,解释学在20世纪初面临两种挑战。首先是来自尼采的风行一时的哲学解构了作为阐释的认识论的挑战,即“一切事物都是可以阐释的”,表明了不可能达到对文本的确定解读,不可能达到终极的完美。狄尔泰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威胁,他在其论文《现时的文化与哲学》中指出,尼采的主体论有盗窃哲学的合法内容和持久内容的嫌疑。透视法哲学等于无法逃脱“自我”的牢笼。[3](P116-118) 　　在利科的《阐释的冲突》中,他用了“解释学悬疑”这一概念以便把那些在意向性意识中寻求意义的阐释流派,即狄尔泰、胡塞尔,和那些将意识表象看作下意识力量副产品的阐释学流派,如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区分开来。20世纪后期解释学悬疑确证了阐释是唯一的“事实”,即能指的“无意义的”作用的不可还原的展现。而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用解释学悬疑所得出的结论却漏洞百出。如,哈贝马斯的著作与利科对“悬疑”的使用是一致的,却和德里达、福柯的论证截然对立。同样,哈贝马斯对意识表象的主体物质的根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他认为:对文本的一切解读都力图获得一个理想的结果,即使它的真实的内容能够得到最佳的阐述。如果“〔按照传统〕对意义的理解不是依然……与真理的思想毫不相关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预见……一种真理概念,并且这种概念依据一种理想化的内容来衡量它自己,理想化的内容只有在摆脱力量控制的无限的交往中才能获得”[4](P206)。作为与哈贝马斯同属一代人的神学解释学家,帕嫩博格也阐明了类似的论证。他论辩道,解释学过程作为生产的适当的过程之所以是可能只是因为传统的元素,既在于它们的内容又在于它们的传递的过程,始终与真理相关并且真理先于传统的元素而存在和以它自己的形式仍然是开放的,并且真理由于这样而能被使得通过自由的阐释者拒绝它自己的“暂时的限制”[5](P168)。后结构主义解释学家的悬疑所否定的,恰恰是深度解释学能够使人去深究核心含义,或者能够使人预测更为完整的阐释得以完成的意义。 　　传统的解释学几乎没有为保守主义作系统的辩护。解释学悬疑作为一个独立的流派,它的程式化催生了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这样一些辩护者,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些作者坚持解释学的标准在不断发生变化。传统没有构成被传输的主体事物的稳定性和同一性,而传统是文化传输本身持续不断的过程。伽达默尔坚持构成知识传统的不是文本主体,而是关键问题的核心。设置阐释的历史图式可能颇为短视和过于简单化。“我们通过差异而进行学习并且我们借助这样的学习而改变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