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解决西安事变之条件的研究.docVIP

蒋介石解决西安事变之条件的研究 　　通常认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未能主动提出自己的条件，而是处于被动中，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承诺联共抗目。但依据有关文献和档案却可得出结论：蒋在事变发生后不久就主动介入解决危局具体条件的探寻中，但影响蒋提出条件的关键因素并非是抗日本身，却是中共和红军问题，故而，蒋并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以“改编红军，受蒋指挥”为先决条件，在完成所谓“安内”的目标后方承诺联共抗日的；而中国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作出了让步，才使西安事变和平落幕。 　　[关键词]蒋介石；西安事变；条件；攘外必先安内 　　[中图分类号]K2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9-0134-04 　　 　　王萌硕(1975－)，男，重庆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重庆400047)黄生秀(1973)，女，青海民族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青海西宁810087)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70年了，研究资料也已是汗牛充栋，但是，直接研究蒋介石是否主动提出条件以承诺改变其内战政策的文章却少有出现。似乎这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从逻辑上看这个问题太简单不过了，蒋氏被扣，性命堪优，为取自由，只好被迫答应张学良、杨虎臣及中国共产党之要求，何来条件?但是，蒋介石作为一党“领袖”，一个“政府”的最高负责人，面对危机，如此轻易就改变自己的政见，实难想象。果真如此，蒋氏获取自由后的威信何在?没有了他自称的“领袖人格”，他何以能继续其国民党“领袖”之地位?那么蒋氏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吗?本文梳理了自1936年12月12日事变发生至25日蒋氏离开西安这两周内每一天的有关档案和文献，以图就此问题略述己见。 　　 　　一、蒋介石在事变发生后的前一个星期是否和张学良有过交涉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最初几天，即12月20日宋子文来西安之前，是否曾经和张学良有过关于如何解决事变的交涉，一直给人扑朔迷离之感。因为事变的几位主要当事人，对此的表述差异较大。 　　西安事变爆发后的最初两天，蒋介石的态度曾一度非常强硬，不愿同张学良进行任何有条件的谈判，这不仅在蒋氏的《西安半月记》和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有详细的描述，而且在其他所有当事人回忆事变的相关文献中都得到了证明，用蒋氏自己的话来讲，“余岂能屈于叛逆与降服于敌人劫持与威胁者?”转折似乎出现在12月14日，端纳飞抵西安，同蒋、张见面之后，因为从这一天开始，对蒋氏是否同张学良有过交涉，各方的表述就有了差异。 　　蒋介石从来没有表述过他曾坐下来同张有过心平气和的讨论，在他事后涉及事变的言论中，他总是讲，每次同张见面，只有他对张的训斥，端纳来前与来后，并无变化，他已“下定舍生取义的决心，对叛徒始终拒绝与他们商谈任何政治条件”。在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宋也讲端纳来后，蒋介石与张学良谈话时，“惟怒气未息”，而且还写道，她22日抵达西安见蒋后，蒋氏称“在劫持中，决不作任何承诺”。即便在2003年蒋介石的孙媳方智怡公开的蒋西安事变日记0中，蒋对此问题的描述在内容和语气上也与《西安半月记》中的基本相似。 　　但是2004年美国开放的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对此却有另外一番描述。宋1936年12月20日的日记讲：“汉卿称，委员长17日已同意如下四项条件：1、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3、发动抗日运动；4、释放被捕七人。” 　　宋的日记迥异于蒋的记述，但仔细考察已公开的其他材料，可以发现，宋在此问题上的记录更为可信。 　　12月19日，张学良在对外国通讯社发表谈话时讲：“端纳先生星期一(14日)到达后，总司令(指蒋介石)的气愤和不愿讲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15日)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在同日致蒋鼎文的电报中，张也写到：“此间要求，惟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纳。” 　　而在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中，12月19日的“日记”里记载有张学良这样一些话：“前所要求之条件，虽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而且“现在已无须八条，只留四条矣”。 　　12月23日，阎锡山在给傅作义的电报中谈到：“据云：汉卿等对于所提八项主张已不在坚持，现只要求：(一)改组政府，容纳抗日分子。(二)废除塘沽察北协定、何梅协定。(三)发动抗日运动。(四)释放被捕章乃器等六人等语。” 　　另外，从侧面涉及此事的还有周恩来12月18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所谓“转取调和”，必然涉及要谈论调和的条件。 　　上述材料虽对事件的时间和内容表述不尽一致，但可以判定他们都讲到了同一个事，即张、蒋之间确实围绕着上述四条中的内容作